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校园流行文学社，那时候我上高中一年级，喜欢诌点歪诗的我加入了班里的启明星文学社。我们的班主任刚毕业，喜欢新鲜事，对我们宽容到放纵。
我们的社长其实并不擅长写作，他只是热心班务活动，喜欢热闹吧。反正就将几个学习不专一的同学捏到一块儿。
文学社并不图有其名，我们有刊物。那时候没有电脑打印机，刊物是油印小报，先刻蜡板，为了美观，美编很 辛苦，用铁笔在蜡纸上噌噌地涂，有点刻板画的感觉。然后再用油墨一张张滚出来，油墨味道很浓，每个沾过油墨的人身上总有挥之不去的味道。一提起那个年代，浓浓的油墨味道便席卷而来，鼻子的记忆比脑子更久远，对我来讲，就是这样。
文学社社长大名尉安生，个头不高，瘦削的脸上有两道明显的法令纹，他的说话与手下的活儿一样慢条斯理，在我的记忆里，似乎找不到他发脾气的痕迹，最多只是阴着脸不说话，这是他愤怒的极致表现。文学社时间不长，最多一年，高二分科后，掺和了另一班的学生，文学社蹋了半个天，这事就停了。我与他都选择了文科，友谊便持续了下来。
依当下的标准衡量，安生与官二代有点沾边，他父亲是县农机公司经理，这也为他后来考取侯马平阳机械厂创造了条件。与他一样，我也是居民，那时候我们这些有条件考技校的学生都有后路，所以学习不下苦功。当然当工人是下策。
后来安生考上了技校。那年暑期，是他最开心的，他可以不用和我们一样辛辛苦苦走校了，而是去另一个城市的技术学校为今后的职业练功夫了。当然大家都知道，即使练功夫，也大多轻松快乐，不存在毕不了业。
记得他似乎在北街学校门口租了间门店，具体做什么生意忘掉了。因为有文学的一线之缘，加上他性情温和，好打交道，我们自然玩到了一起。白天他做生意，黄昏，我们一群文艺青年便可以在他的门店前侃山侃水了。那时候其实已经很花了，小城旮旯缩着不少录相厅，有些录相厅可以在夜深人静时偷偷放A片招徕顾客，看录相不要身份证件，只要掏钱就行，我们这些学生并不拒之于门外。我们没钱，还自视清高，宁可围在一起说一些令人发笑的疯话，也不屑于钻到录相厅里闻那些没文化人的汗臭味儿。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怀着小九九儿。
高中肄业后，开始一段时期我给安生二姐夫的食品门市部打工，安生是老生子，二姐比她大许多，姐夫把他当晚辈关心。那时候他在侯马职工学校过得很舒服，他本来就是文学的边缘人物，我们的聊天转移到他的学校。那时候洪洞—侯马往返他们乘火车，渐渐地，跟着学长学会了逃票，将乘坐过的旧票撕开处小心地粘接好，再用清水将上面的时间浸泡掉，然后盖上自己仿制的日期章，最后用熨斗弄平整。安生做事认真细致，这事基本他就承保了。当然安生也有不开心的话题，他告诉我，洪洞的女同学如何被外地男同学耍弄，替大县洪洞丢尽了脸面。每次谈起这些事情，他的脸色仿佛愈加苍黄，鼻息重重的，还掩着嘴一阵阵地咳。我觉得他未免有些矫情，心里暗暗发笑，同时便是生他的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生他的气，大约是嫌他婆婆妈妈有了太多的女人习气吧。
有一年暑假，安生拿出一盘录相带，跟我咬耳朵：“西贝，A片！火车站地下录相厅买的。”过了几天，快打烊时，他抱着一台录相机匆匆来了，悄悄跟我说：“约了几位同学，晚上看录相。”我们几个光着膀子，黑灯瞎火里盯着电视机，屋子里充满了浓烈的骚味，后来大家意兴阑珊直至全无，一个个灰头土脸黯然回家了。收拾录相机打扫房间的时候，安生很落寞，似乎为没有让大家持久兴奋而自责。
我辞掉门市部工作后，大约有一两年没见过安生，那时候大家上学的上学，上班的上班，各自有了新的生活和圈子，虽然同住屁大的小城，没有事由还是很难聚在一处，何况他在外地工作和学习。
忽一日他来找我，他平素很少窜门的。先是生疏地张开嘴干笑，然后有些不自然地说：“西贝，我调回来了。”看着我满脸的疑惑，接着解释说：“调回来了。”话里带着落寞，似乎有些无奈和不甘的意味。安生父母年事已高，对这个儿子疼爱有加，大约是怕儿子在外受苦吧，留在身边到底放心。其实那时候调回洪洞大约是生病的原因，我是个粗心的人，看着他还是老样子，虽然有些蔫，但他一直就这样，便没多想。
有朋友在身边当然高兴，我们虽然不谈文学，他古道热肠，我性情冷，一热一冷，处事反倒相安。
那时候我们都还没结婚，白天上班，晚上凑在一起聊天，喝酒，打扑克。父亲在某单位有一间办公室，白天他办公，晚上变成我的卧室，便成了朋友们打闹的地方。安生也参加，只是不熬夜，也不打扑克下象棋，只是静静地听，张开嘴巴呵呵地笑，有时掩着嘴巴咳。他个头本来不高，背却不挺，走路略有些驼，带着女人味轻来轻去。
那些年玩伴儿个个相继收拾新房准备结婚，安生给大家按电线、滚涂料，干得一丝不苟，有条不紊，当然都是利用工作之余完成的，有时候连饭也得回家吃；但替朋友分忧解愁倒似乎是他的职责，他脾气那么好，做事又持久用力，又没有闲言碎语，只是为得混在一起开心快乐。我们从没看到他疲惫后的厌倦情绪，其实那时候他应该已经病了好长时间了。
由于他调回来是迫不得已，加上与他学的技术无关，因此新工作并不适应且不喜欢，很少听他谈起自己的工作和同事。后来，单位不景气、亏损、人员分流、下岗，全让他赶上了，不得不回到了家。那时候他已结婚了，妻子单位不错，他赋闲在家，身体状况出现了问题，有一度在家休养，人消瘦了，本来就少的话更少了，偶尔见到朋友，多是生分地笑笑，轻言轻语，轻拿轻放，更女人气了。
老母亲开一个寿衣店，闲不住的安生操起剪子给母亲做下手，本应对付钢件的手拿起了柔软的布料，虽然心细如丝，但钢与布会在一个男人的心里产生不同的反应，安生是一个讲情面的男人，每次见到戴着袖套围着护裙的他时，心里总是怪怪的；他倒装得很自然，努力为朋友下台阶、扳面子，然而心中的苦楚和恼恨却怀在心里，用在噌噌地剪刀上。他母亲说：“每遇不顺心，我家安生的剪子狠使劲儿，就像赌气，怕他剪坏布，又不敢提醒，担心他心里更受屈。”
有一段时间，安生的身体恢复得相当不错了，人胖了些，气色也好了，几乎见不到他捂嘴的动作。大约不想将自己托付给裁剪寿衣的工作中，托朋友给他介绍临时工。后来他姐夫给介绍了一个给金融单位写材料的工作，从此拿剪子的手又拿起了钢笔。
写材料是一份苦差使，劳心又劳力，他半路出家，做事又不敷衍，只好整夜整夜加班。工作定稳后，我很替他高兴。他的单位在市里，我专门约了朋友去看到。单位没住房，他在单位附近租赁一间地下室，房子窄得只能放一张床，阴暗潮湿。单位没有食堂，每天早晚自己做点简单的饭菜将就，中午在街上吃面。我们多少有些担忧，但他表示很满意。
“慢慢熬吧，”他似乎好不容易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会越来越好的。”他笑得空空的，一点儿没底气。走在他的身旁，我能感觉到他对走出去的渴望以及坚持下去的心劲儿。
归途中，我与朋友一路无言。
某日，在街上碰到安生。
“噢？怎么没上班？家里有事？”
“不去了。”他如释重负。
“什么时候？”
“有一段时间了。”面容有些憔悴。
我怕他有难言之隐，便打了几声哈哈告辞了。
过了许久，我去驾校报名学开车，碰见他。原来他考驾通过，来拿驾本。他开着一辆崭新的灰色标致，车子擦得油光发亮。车里坐着他的妻子。
指指妻子又指指自己：“专职司机！”嘴张得很大，法令纹很深。
原来辞去工作后，安生在家又休养了一段时间，身体无大碍了，妻子怕无所事事憋坏他，恰时单位给她配了一辆矫车，她不会开，便出主意让他学车，他也乐意，便当了专职司机。
大概有一年吧，去他家，见桌子上摊着一摞字帖，原来专职司机不干了，成了专职书法爱好者，还跟我聊他的练字心得，一笔一画，须有出处才行云云。何曾想，他这宅男一直做到终了。
那年春节，几个同学结伴去他家，他人不在，妻子也不在，他老母亲颤颤巍巍地招待我们，递烟，要泡茶，我们止住了。话还没出，泪已下来了，出出地流，禁也禁不住，我们便知大事不妙。才知道安生在省城传染病医院，春节也没能回来。
省传染病医院在远郊，空空荡荡的院子里几乎看不到人影，那是一个干冷的季节，病房里空调呼呼的热风吹得人憋闷。安生吸着氧，躺在病床上，气色没倒，倒是妻子倦意沉沉，见到我们，笑得敷衍。
安生张着嘴，露着牙，老样子的呵呵笑：“这里医疗条件算是最好的了，医生说了，如果这里没办法国内就没办法了。”像是宽慰自己。
我们的心都沉沉的，尽量装出不在意的样子：“你这不算什么毛病，别瞎想，好好养着吧，过一段就好了。”
然后就是一阵子的沉默，他依然张着嘴、露着牙齿笑，法令纹又深了一些。
返回途中，我的手机嘀嘀响了几声，他发过来一条短信：谢谢！
出院后的安生靠吸氧度日，每次去看望他，他都在卧室躺着。由于经常在家宅着，脸色有些苍白，我们似乎没有了共同语言，对于某一事件的认识，他的态度执拗，观点偏激，甚至幼稚可笑，这是过去所没有的。他似乎渴望与人争论，渴望更多地了解当下社会。面对他性格的变异和体质的羸弱，我内心充满了悲催和无奈，更多的时候，我不去打扰他，让他安静地生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他脆弱得不仅仅是身体，还有精神。他已经禁不得情绪的风吹草动了。
终于有一天，朋友来了电话：“安生不在了。”
我“哦”了一声，知道这一天终会来的，只是遗憾他走得有点早了，他那年愈八旬、发如雪丝的双亲还得送他。
我们赶到的时候，他大哥帮他穿寿衣。安生赤裸着身体被另一个人支撑着坐在床上，仿佛刚刚洗完澡，被搓澡师傅扶起来，微闭着双眼，舒服得享受着。他的脸色健康着，身体不仅不瘦，还有些许赘肉。
我们甚至期盼他会突然睁开眼睛，张开嘴巴，露出牙齿，展示他那标志性的呵呵笑。陡然，我发现他脸上的法令纹神秘地消失了，似乎当初只是留在纸上的两道折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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