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他在夏洛特斯维尔感到的因文学谈话而引起的恳求所加诸于他的威胁很大。他感到“整个内心乱糟糟”的时候比感到自己处于厄困时甚至更强烈地想喝酒。他有时将喝酒与轻松相联系——与一个乡下人穿着宽大的裤子，在路上踉踉跄跄地倘佯相联系；有时，他将喝酒与逃避现实，与迷迷朦朦和避难所相联系，在迷朦和避难所里，尘世的声音似乎不那么刺耳，也不那么具有威胁性。几个月来，他艰苦地写作一个关于平静中诞生和可怕的死的故事，以努力细致地刻画一个痛苦的回忆；在此期间，他竭力控制饮酒。他独自一人离开家的时候，他的控制解体了。有几次，他猛然对人们说，他绝少知道他那夭折的孩子；有几次，他暗指他曾经报复过。以前他苦于失眠，如今失眠更厉害，他害怕黑暗到来。他喝酒越多，吃得越少，身体更弱了。他总是默不吱声，偶尔态度粗暴。有一次他走进法明登农村俱乐部的圆形大厅，人们前来向他打招呼，不料他却开始呕吐起来。虽然典范人物的语言是旧的，福克纳的境遇却是新的。在场的几个作家是大名鼎鼎的，但是谁也不能够与福克纳产生的影响媲美。那些强调《圣殿》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人们，对于《声音与愤怒》和《当我弥留之际》则感到敬畏。福克纳悄悄离开一些会议或茶会时，他不在场引起人们注意；如一个记者所特别提及的，他参加了这些会议或茶会时，“毫无疑问，他就成了众目睽睽的焦点”。结果弄清楚，在纽约呆得越久情况更其如此。福克纳在早先的几次访问中，用大部分时间陪同密西西比州的象史塔克·杨与本·华生这类朋友们，或者陪同在新奥尔良时期的如比尔·斯普拉特林和莱尔·萨克逊这样的朋友们。现在他被编辑们和出版家们款待并介绍给包括为《哈罗德·罗斯》及《纽约人》写稿的那些时新的作家们。他会到的有些人只是出于新奇，有些人出于仰慕，但是有些人则希望和他签定合同。在他逗留的七周期间，他在康涅狄克度了几个周末，参加了在亚尔冈昆的时髦的“圆桌”妙语连珠会并出席了象阿尔弗雷德·克诺弗及本涅特·赛尔夫这样人们举行的社交集会。“我颇受感动”，他写信给爱斯蒂尔说，“现在杂志的编辑们或那些想看我仪容的人们，每天举行宴会，持续了一个星期，向我祝贺。此外还有些晚会。我惊讶地认识到，实际上我目前是美国文人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物??我高兴我可以和他们平起平坐，这决不是自夸。但是我认为这没有使我冲昏头脑。”
在周围那些比较敏感的人们看来，福克纳似乎不是一个名人，倒象一个腼腆的柔弱的男子。“你们只是希望去保护他”，杜洛赛·帕克说。福克纳被人们奉承和感到兴趣，自己也觉得紧张，他竭力恢复他的新奥尔良人认真倾听的习惯。他所会到的大多数人都健谈，也是很好的听众，他至少有时觉得倾听是令人感到舒服的一个任务。有时它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杜洛赛·帕克的一个朋友罗伯特·洛维特讲了在战争中，英国青年志愿兵们在海岸摩托艇里英勇服役的故事。福克纳很快开始写了一个题为《转向》的故事，以罗伯特·洛维特为原型塑造了博加特船长，其核心来自洛维特讲的故事。没有几个月，《星期六晚邮》将它发表了。后来，它成为福克纳的故事中第一个改编成电影的作品。在谈话离开书籍时，福克纳又讲又听，气氛更其融洽。他喜欢在萨东旅馆里与纳赛勒尔·维斯特交换狩猎的故事，他花几小时与达希尔·汉麦特及李莲·赫尔曼聊天。汉麦特在成为作家之前，几乎已经作了很大努力。象福克纳一样，他喜欢讲故事；象福克纳一样，他喜欢喝酒，有时他一次就喝它几天。
但是没有什么能改变福克纳感到的根本的不自在，甚至在他希望或需要去见的人们周围也是如此。他和汉麦特具有同感之点是讨厌文人谈话的夸张；另一点是讨厌时髦；他们认为阿尔弗雷德·克诺弗所集中体现的环境是虚假的。“我不喜欢文人，”他对一个记者说，“我决不与其他作家们交往。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只是不喜欢社交。我和‘文人团体’格格不入。”福克纳感觉受到围因和易受责难，就以酒浇愁，喝得很多，有时他走在路上也醉得迷迷糊糊。他在纽约重复了几次弗吉尼亚的表演，自寻烦恼。在阿尔弗雷德·克诺弗举行的社交集会上，汉麦特喝得烂醉如泥之后，福克纳瘫做一团，走不动了。在本涅特，赛尔夫举行的社交集会上，他拒绝拿出随意写的手稿惹得宾客们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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