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修改过的《圣殿》里，霍拉斯仍然当主角。他也依然堕入情网，情绪乱糟糟的；他继续实行取代和代替的几种形式，并认为乱伦是爱的完美形式。但是福克纳的修改把霍拉斯的故事大大地改动了，特别是改动了这样一些部分：“这些部分使此书成了对??一个男人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研究，这人是他那半隐秘的乱伦幻想的够厉害的牺牲品，以致他没有自己的意志、不能行动，也没有勇气。”在《圣殿》的初稿中，霍拉斯的故事与邓波尔的故事不相上下，在第二稿中，霍拉斯的故事扩充了，而不是与邓波尔的故事竞争。霍拉斯从一个情节到另一个情节的演变中，碰到波伯伊堕落与暴力的受害者们，试图维护李·古德温。他心地善良，然而懦弱，全然失败了。最后，他认识到邪恶的占了上峰和他自己的无能与内疚。他甚至有点感觉到使他失去战斗力的内部势力和冲突，其中包括他自己对乱伦的幻想。但是在《圣殿》的修改稿中，他作这些事情没有使得这部小说分裂。
福克纳在修改霍拉斯的角色时，也修改了纳西莎和小贝莉的这两个角色，她们两人在《圣殿》第二稿中起着两个重要的作用：她们有助于说明霉拉斯的弱点；她们有助于阐明南方妇女的看法，这对于我们了解邓波儿和她的故事是至关紧要的。小贝莉的哀求较挑衅少几分，勇敢较愚蠢少几分，但是和邓波尔具有几个共同的特点，其中包括对***的感觉。另一方面，纳西莎却体现着对尊严的热狂崇拜。因为她认为***的一切表现都是唐突的、危险的，她一贯地为抑制***辩护。根据纳西莎的观点，卢比·拉马尔对李·古德温的忠诚是不值一谈的，认为她在同居中的共谋犯罪是了不起的大事。我们在这个判断中，不仅看到了纳西莎对抑制***的献身，而且也理解到她的最深刻的假定：社会依赖于抑制，特别是对性能力的抑制；决不能依靠男人们去实行适当的抑制；因此妇女必须承担起文明的责任。
纳西莎在这些意见中的每一项都是与她的社会一致的。她象她的社会一样，是更加玩世不恭而不是天真无邪的！是更容易生气而不是感到吃惊。她以为男人们是最坏的，最后可能坏到超过了她秘密的怀疑，这意味着既不是波伯伊的堕落，也不是她哥哥的想入非非，她哥哥曾一度钟情于她，现在又把注意力集中到使他心荡神移的继女上。她对于女人们要求很多，相信文明依赖于她们愿意实行抑制或把抑制加诸她们自己。然而她作出她的要求，认为每个女人的操守是靠不住的，小贝莉的诱惑并不是新的，卢比·拉马尔对于习俗的夸耀，这既是凶兆，又让人恶心。邓波尔的故事使她从好嬉戏调情和充满热切的好奇心的姑娘由于情欲与堕落而变成故意地要恢复成一本正经的人。这故事生动地描画着纳西莎和她的社会所看得出的可以选择的唯一道路。
部分地因为她所看见的可选择的道路是那么险峻，部分地因为她对尊严的坚持是靠不住的，纳西莎总是不相信女人就象她藐视男人一样。然而因为我们瞧不起她，并且因为谁也不能把邓波尔的苦难和堕落看成是过分的，我们可能认为，《圣殿》表明对男人比对女人更为同情。甚至波伯伊，这个小说里的女人们的最明显的害人精，最后出现为是他母亲的受害者。作为一个规律，这部小说里的女人们倾向于两个极端之一；（对于这个规律，卢比·拉马尔是唯一的意味深长的例外）假若他们不是抑制的鼓吹者和控制的强制推行者，他们就是对男人们的勾引者和放纵的支持者。这些极端加在一起就非常接近于排除《圣殿》中的可能性。一当邓波尔开始尝试其肉欲时，她就变成了具有勾引性和挑衅性的。一旦她开始表现欲望，她就不仅开始沉迷于淫猥而且嘲弄和屈辱男人们。一旦她回到她的社会所赞同的角色时，她就把她的父亲和哥哥们当成保护者并且撒谎，以便让他们去毁掉李·古德温。
福克纳关于《圣殿》的工作表明是“修改中的一个小奇迹”。许多读者回忆起他把《圣殿》描述为立意低级的，就忘记了其他的断言：他“为了改写它的特权”而付了款，以便“证明它是不致玷辱《声音与愤怒》及《当我弥留之际》的作品”，和他使它“成了一部说得过去的作品”。“我已经尽可能将它写得最好”，他说，“你们不能看见的那部作品是低级而质量差的，我宁可总共付出的代价是我力所不及的，而不愿让它出版。你们所阅读的这部作品是我尽了最大的可能使之??尽可能坦率和感人并且尽我的可能将它写得尽量意味深长些。”福克纳经过几星期的艰苦写作，于十二月的一天写完了它的修改稿，并将这部新的《圣殿》寄给哈尔·斯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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