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从进了历史学研究室以来，看了各种各样的呆子船古版画。这些版画，每一张都能和我生活过来的各个时期自己画的逆流而行的人们的形象相照应。有一个呆子船是我开始接受父亲＝神官的斯巴达教育时，独立完成的溯行者们的形象。那画确实是悠闲而且牧歌气氛很浓的画。船员为数不多，头脑里的梦想也近乎幼稚。而且幼年心地单纯。我画了一棵树吊在那里用它代替桅杆。破坏人的形象我居然把他画成戴假面具的人。
太平洋战争乃至战败，坐吉普车的联合国军出现在峡谷之后这个时期所画的呆子船，却和另一张古版画相似。那船上的船员画得都像颇有气魄的军人。他们的船上遍插威武的战旗。船头上有人探出身子，似乎要掬水而饮。画这个形象的其实意义我自己是很清楚的。那就是，如果考虑一下诸侯因为要追击村庄＝国家＝小宇宙创建者们的船或木筏时，他们一定要同诸侯权力对抗，船员必然成立军团，如果是这样，船头上把手插进水里的兵就是值班监视航行情况有无异常的侦察员。此项任务是破坏人给这年轻人下的命令。
妹妹，我为了上大学才离开峡谷，住在东京以后画的呆子船的形象，那内容就等于我对于村庄＝国家＝小宇宙创建期从未有过的彻底的背叛。总而言之，我把自己置于坚决认为呆子船从来就没有存在过的立场上了。不论住在峡谷的时候，也不论住于“在”的时候，盂兰节放河灯的时候，都是用纸和木头做的船，让它漂在水上。从这一风俗习惯出发，认为人们对于村庄＝国家＝小宇宙的创建者们，纯粹是出于集体的梦想，或者抓住虚构的谎言大话作为契机，除此之外我们当地的神话与历史也全是虚构。妹妹，从那时起我就对破坏人存在的实体产生了怀疑。当然，后来我重新担任起写我们当地的神话与历史的工作，对于上述怀疑我也具体地用自己的力量把它推翻了。因为我已经查明，我们当地的历史在有据可考之前的一段时期，从峡谷奔流而下的河上，不要说放灯用的纸做的船，就是一切凡是人工做的东西，凡是能够据以查到足以说明上游有人的东西，一概禁止漂流出来。但是我回心转意之后当我想起了儿童时代每年的盂兰节一定点上蜡烛，放在纸和木头做的小船上，尽管有的在浅水滩头就烧着了，而且散乱无序，但是到了深水处却从从容容地聚在一起的时候，那呆子船的形象，特别是父亲＝神官命令你扮成巫女，盂兰节之夜你的形象，就觉得这些形象合在一起恰好是生动鲜明的呆子船。我们当地在维新前后就是树蜡的产地，十分繁荣，产品输往美国和欧洲。由于技术高超，即使供放灯用的这种宗教的而且带有游戏目的的蜡烛，无不采用高精度的晒蜡制造。我们当地载灯笼的小船，总是头尾相距极远绵延不断地顺流而下。
我对我们当地的神话与历史写作者的任务疏远了，而且当我考虑到也许最后不得不放弃此项任务一走了之的时候，也就是我学完大学的教养课程即将转到历史系还没有进教室的时候，突然凑巧遇到了呆子船这个题目，使我的生活之路回到了原来的道路上来。把自己关在公寓的斗室里的一段时期，我之所以感到把自己从自己的土地上扯开，理由确实极其简单，但实际上是因为自己参加一个政治党派。因此，我把我的房间当作研究室，热衷于同志们委托的手工式工作。这工作就是制造铁管炸弹。我计划从原理上要使这种炸弹面目一新。我年轻时候本来是固执于原理的，现在我之所以定下自己的目标，是因为我要使铁管炸弹达到下述条件。即：制造者和制品的携带者，搬运者，以及投掷者，都有最高度的安全保证。有的同志们表面上的工作是幼儿园的保育员，即使在幼儿游戏的隔壁制作炸弹，她们在道德上也不感到有什么可担心的，我要求的必须是有这样安全水平的炸弹。
但是制造的铁管炸弹，对于攻击对象来说必须有最大的破坏力。不仅在纸上能够计算出它的爆炸威力，也就是说它理论上的破坏力，而且实际上要求在东京这样的大城市展开游击战的威力，在实际的破坏力方面它必须是效果最佳的。
仅仅从表面上看，我是文学院历史系的，在理科学生较多的我们这个党派里，把铁管炸弹的设计、制造全委派一个人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但是当时我以我自己也不知道何以根据的自信就制定制造铁管炸弹的计划，和竞争对手一番争论之后把他击败，结果获得所有伙伴的全面支持，成了秘密工厂的负责人。工作本身和我们的日常活动相比，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性，同时，假如我有意叛党，这个组织虽然不大，但是肯定要全部毁灭，尽管如此，工厂竟然交给我一个人经管。这当然是因为我提出的条件合适，但是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同志们也受了固定观念束缚，觉得如果不让我一个人自由地去干，就不可能发挥我的天才，不能使铁管炸弹达到理想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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