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
樊少佳
她总是将目光空洞地投向窗外，有时停落在窗台上那盆正在盛开的白菜花上；而更多的时候，她做着向外张望的姿势，目光不知所及。
窗户正对着院子中央，她能看到院子里的一切：石榴树又开花了；苹果树下有几只老草鸡正在啄食；家里的大黄狗从院门跑进跑出，叼来七八颗玉米棒子……这一切，都在她的眼皮底下进行着，但这是在院子里，事物一旦跨出院门，她的目光就被院墙阻遏，由于阻遏，这目光每次都显得有些不知所望。
她瘫痪已久，三十多年来只能盘腿坐在炕上，透过炕头的木格窗户，看着太阳每天升起；又落下。院子里，石榴树和苹果树逐渐长高了、粗了，大黄狗已经死去，她却始终没从炕上站起来，曾经在田间地头劳作的情景，已经虚幻成一场梦，再不能身临其境了。
一直以来，窗外的世界，对她来说只有院子那么大；而命运留给她的世界，仅剩下一块炕头那么大。
在她瘫痪之前，每次下地，大黄狗都摇着尾巴跟在后面，有时忘记戴草帽，她就摸着头，对它比划一下说声，去，狗便领会其意，迅速跑回将草帽叼来。中午，人们都回家吃饭了，大黄狗却还蹲在田埂上，聚精会神地看守着劳动工具和庄稼。后来，疑是吃了被药死的老鼠，大黄狗死了。中毒后，大黄狗难忍疼痛，绝望地四处乱撞。它嘴里吐着血，肚子胀得像皮球……说到大黄狗的死，她叹气，眼神里满是怜惜。
因为习惯了劳作，在双腿瘫痪后，她仍然坚持做力所能及的活儿，我小时候穿的棉袄多数都是她在炕上做的。她戴着老花镜，把线头放到嘴里咂咂，然后对着窗户穿针，老花镜后面的眼睛眯成一条缝，双手慢慢靠拢，几次三番，却还是没能把线穿进针眼里，最后不得不让我帮她穿上针线，她一边缝着衣物一边给我说曲儿，我在她的歌谣里不知不觉就睡着了。晚上睡觉时，我和她钻一个被窝，她让我摸摸她的腋下，里面长着一个肉瘤，竟有枣子般大小，我捏捏问疼吗，她说不疼。她把被头给我捂严实，我又弄开，她可能闻到了一股异味，便把脸一怒：小子，放臭屁了吧！我嘿嘿地乐了。
那时，她的炕边有个炭炉子，和炕一样，都是用泥盘起来的。在炉膛的一侧，留有一个炉洞，里面总是熥着香喷喷的红薯，红薯被熥过后就成了红薯干，特甜。因为嘴馋，红薯干成了我经常跑去她身边的原因之一。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喜欢看她的燕子。
从我记事起，屋顶上就有个燕子窝，在两条木椽之间倒扣着，直到现在我依然惊叹燕子的造窝技术。更惊奇的是，门头上有个心形小孔，只有拳头那么大，燕子就是从这里飞进飞出的。我不知道燕子是怎样第一次飞进这个小孔，并没有对这个屋里的人产生怀疑和惧怕，而是选择要在这里安家，和她朝夕相处的。它们似乎很喜欢她，每当家里没人的时候，它们就会飞进来给她唱歌——它们仿佛就是为陪伴她而来的。偶尔燕子会歪着头看她，她也时常一个人默默注视着燕子的一举一动，眼神多少显得有些无助。而我喜欢的，正是坐在炕沿儿一边看飞进飞出的燕子，一边听她讲故事。
她说小的时候社会不平稳，有一次，她随大人赶着驴车往“山西”运粮食，走到半路，天空突然蹿出来一架飞机，扔下一颗炸弹飞走了，她们走运躲过一劫，但驴和一车的粮食被炸毁了。当时还没解放，她说从记事起家里一共遭过三次土匪。第一次，土匪抢走了她家的粮食和一头牛，她只好和家人去河边挖野菜根吃；第二次，土匪抢走了盖在她和家人身上的棉被，她则卷缩在炕角，寒冷和惊惧致使她的牙齿打架。她久久不语，未说第三次，当我问起时，她想想只说了句：不记得了。我没有继续追问，但她却像做补充一样又说了一句：后来，后来就解放了。
下半截失去知觉后，她的身体常年被盛放在离地一米之高的炕上，那些拥有行走自由的时光，在她的记忆里显得尤为珍贵。
她给我描述过一次，在立春节气那天，她曾和伙伴们一起，步行二十里到县城“打春牛”，回来的路上她哼着小调，一路小跑。她在讲述的时候，心情很好，我甚至可以想象得到，她那时肯定是梳着两尾麻花辫，麻花辫在她踮起脚跟的跑动中迎着风，上下飘动。
也许，她就在这回忆里，让能够自由奔跑的快乐在时隔三十多年后一直延续着，她才得以找到些许的心灵慰藉吧。
记得那次她病得很厉害，躺在炕上不时地说起胡话，所有人都围在炕前。当时我还很小，听见她梦呓般含混不清的声音，有些害怕，刚进屋又退了出来。舅舅急忙开着拖拉机送她去县医院，颠簸到半路，她却意外地清醒了。后来她说她正走在去往阴间的路上，路很狭窄，不好走，突然感到一阵颠簸摇晃，她就醒了。
她似乎一开始就形象代言了命运的残酷和灾难。
她不到十岁没了娘，十岁出头又没了爹，后寄居人家起早贪黑做饭﹑纺棉，之间没少受歧视和委屈。那时她连灶台都还够不着，只好找来板凳踩上，有一次板凳踩翘了，她连人带锅摔在地上，锅坏了，东家二话不说拿起扫帚疙瘩把她赶出家门……她坐在门外的石墩上默默抽泣，心里想念着自己的爹娘，她想，如果，爹娘在，一定先关心她摔得痛不痛，转而大哭失声。
终于，在那个遥远的冬天，一个乡村医生赶着马车把她从十里外的地方娶回了家。这是她的第二次婚姻。婚后她才发现他的坏脾气，因而夫妻间吵闹不断。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在不到五岁时就夭折了，在给我说起这件事的时候她很平静，已经看不到内心深埋的悲痛。
之后的日子，她过得并不如意。为了生计，他们不得不放下平时的争执，把除睡觉之外的全部时间和精力，都用来劳作。
那年秋天，整个村庄都忙作一团。在干完了一天的农活后，她拖着疲惫的身体从夕阳里归来，刚走到院门，突然有了尿意，就转身去了茅厕方便。但万没料想，她一蹲下便站不起来了！打这之后她的双腿时好时坏，总是在不经意间就突然摔倒。为防摔倒，她硬是找来一根长棍拄着，艰难地挪步到院外，打量着通往原野深处的道路，略带疑惑的目光近乎木讷。
她拄着拐棍从每天挪动几百步，几十步，十几步，直到双腿没有力气再挪动一步，她才百般无奈地向双腿妥协，她只好坐在炕上了，用双手将失去知觉的腿盘好，如同盘两根绳。
她只剩下半截身体可以活了。双腿只给她提供了童年通往青年的便利时光，从此以后，便不再听从她的指挥﹑不再为她服务，而像身外之物，成为她的拖累；抑或像坚韧的绳索将她与大地死死捆绑，直到她也化为大地的一粒尘土。村子深处，命运已经给她筑起了四面围墙，她更像一个无辜的“囚犯”，被囚禁在围墙内的土炕之上——没有期限，没有自由，没有希望。
然而，她很平静地面对着一切。
那个年代乡下人都很穷困，思想也陈旧，瘫痪了就认为是自己的命，加之她的男人又是乡村医生，只是在家熬些汤药，竟始终没去医院查看，结果瘫痪原因至今未解。多年后，我听到家人私下议论，乡村医生可能耽误了她的治疗，使她错过再站起来的机会。或许，这样一个命途多舛的乡村妇人，已经练就了她强大的承受力，面对不期而至却接踵而来的挫折与伤害，她的内心已变得麻木、无波澜——她早已从骨子里认同了自己命运悲苦的角色。她依旧认真地活着，不抱怨什么。
早上，她起床用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打理好。她侧过身去，先用头和双手将上身支撑，然后腾出一只手伸下去把腿弯曲，待坐稳，再用双手将两条腿对折，盘好。我注意到，正常人盘着腿，膝盖是向上翘起的，很难按下去，而她腿上的筋脉早已没了半点韧力，膝盖紧紧贴着炕面。最初，她还每天穿裤子，每次都满头大汗，后来她干脆不穿了，说反正也下不了炕，就把被子捂在下面，夏天则换一块被单。记忆里，她总是穿着一件青色交领的古式上衣，扣子是用布条打结编制而成的，向左倾斜着将衣服系在身上。有颗扣子在靠近腋下的位置，每次她都很吃力地扭转上身才能扣上。她的头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变白了，她用一两个黑色的发夹简单归拢一下，就把目光转向窗外了。
当她向窗外眺望的时候，目光却难以逃脱束缚，她看不到更多的东西，于是耳朵就尽可能地聆听窗外的一切。鸡鸭猪狗以及小鸟的鸣叫与歌唱，这些来自村庄特有的声音她都听得入神。有时你跟她搭话，她并不理会你说了什么，仍然倾听着窗外的声音，只顺便向你传达一下她听到的事情。她还喜欢听村小学里传来的孩子们的读书声，那声音清脆而充满活力，她每次都能从中听出哪个是她小孙子的声音，然而，她的小孙子（我表弟），在十五岁时因溺水失去了还很年轻的生命。她总是默默用耳朵关注着村庄的动静，我最记忆深刻的，是她总能远远地听出是我的脚步声。
夏天的时候，屋子里闷热难耐，家人为让她能透透气，就在院门的过道里铺张席子，把她抱过去放在上面。这是她一年中唯一能出来看看院外的机会，但是我不明白，她经常拒绝好意，偶尔家人不依着她硬抱她出来，她的样子总是很害羞。席子铺在地上，她盘着的双腿常年不使用已经退化变形，细得皮包骨头，远远看去，她就像被埋了半截身体在土里的人。她抬起头，注视着那条古老的街道、树木、邻家房屋以及远处高低起伏的丘陵，目光慈祥、认真。路人过来给她打招呼，她都报以亲切的微笑。
有一天，母亲给她擦背，我在一旁看到了当年她让我摸过的那个肉瘤，它已经瘪得只剩下皮，却毅然孤寂地长在她的腋下，仿佛岁月的斑点。
住着燕子的老屋被翻盖后，窗外虽然还是原来的院子，但她总觉得空荡荡的，她只看到了比原来更高更严实的院墙。她的身体也越来越弱，本来可以自由活动的双手，后来也抬不过肩膀了。
可惜，我没能有幸感受小时候被她拉着小手玩耍的幸福，我的脑海里也想象不出她走路时的姿态，在我出生之前她就已经瘫痪，我有能力记忆时她已经在炕上为我缝制衣物了，我只在梦里梦见过她在屋里忙碌的身影，却怎么也看不清她的脚步，仿佛她是半悬在空中的。她常年生活在炕上，下不得地，出不得门，像从村庄消失了。我小时候还天真地想，她会不会已经被村庄遗忘，会不会被掌管生死的阎王爷遗忘，她会不会长命百岁？然而这个问题在三年前就有了答案。
2011年正月，她还是去了另一个世界——在那里，她有一双飞翔的翅膀。
她是我外婆。她叫薛风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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