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跟您讨论政治，弗罗贝维尔，”德-盖尔芒特先生说，“可是关于斯万，我可以直言不讳地说他对我们的所作所为是卑劣的。他过去在上流社会，靠的是我们，是夏尔特尔公爵的保护，如今我听说他是个公开的德雷福斯分子。我未曾想到他竟是如此小人，我总以为他是一个精明的美食家，一个讲究实利的人，一个收藏家，一个古书迷，作为赛马俱乐部的会员，又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人，一个地方通，给我们送来上品波尔图葡萄酒，可以喝个痛快，还以为他是个文学迷，是个一家之主。啊！我被骗得不浅。我不是说我自己，我反正已是老朽，别人怎么议论都没有什么，我差不多已是个老叫化子了，别的不说，单就为了奥丽阿娜，他也不该那样行事，而应该公开谴责犹太人和那位罪犯的忠实信徒们。”
“是呀，我妻子对他一直友好相待，”公爵继续说道，他显然以为，不管人们内心对德雷布福斯是否有罪持何种看法，但判他叛国罪，这对他们在圣日尔曼区得到的款待是种回报。
“他本该与他们势不两立的。不信，您问问奥丽阿娜，她对他真的十分友好。”公爵夫人觉得天真与平静的声调会给自己的话语平添几分悲剧和真切的效果，于是用小学生的口吻说道，仿佛嘴里吐出来的句句是真话，只是让两只眼睛露出几丝忧伤：“可这是真的，我没有任何理由要隐瞒我对查理的一片真情！”“瞧，不是我逼她说的吧。这还不算，他还如此忘恩负义，竟然成了德雷福斯分子！”
“说到德雷福斯分子，”我开口道，“据说冯亲王就是一位。”“啊！您跟我提起了他，正好。”德-盖尔芒特先生大声道，“我差点忘了他请我星期一去用晚餐。不过，管他是不是德雷福斯分子，对我都是一码事，因为他是外国人。我对这才不在乎呢。但作为一个法国人来说，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斯万是个犹太人，这不假。可是，直到现在——请原谅我，弗罗贝维尔——我还是老毛病不改，认为一个犹太人也可以成为法国人，我是说一个令人尊敬的犹太人，一个上流社会的人。而斯万本来是当之无愧的。哎！他现在却逼得我承认我错了，因为他已经公然支持那个德雷福斯（不管他是否有罪，他根本就不是斯万圈子里的，斯万也许跟他都没有一面之交），那家伙恩将仇报，竟然反对收养过他、待他如亲人的社会。别提了，我们过去都是斯万的保护人，甚至可以担保他是爱国的，就象担保自己是爱国的一样。啊！太可恶了，他竟然这样回报我们。我承认未曾料到他会变成如此德性。我抬举他了。他富有才智（当然指的是他的那种才智）。我心里明白，当初他坚持那桩不体面的婚事，实际上已经丧失理智了。噢，您知道斯万的婚事让谁最伤心吗？让我妻子，奥丽阿娜如我所说的那样，虽然表面经常显得无动于衷，但在她的内心，感觉却异常强烈。”德-盖尔芒特夫人为自己的性格得到如此剖析感到欣喜，洗耳恭听，不插一句话，一方面是因为对溢美之辞受之有愧，但更主要的是怕打断他的话。德-盖尔芒特先生即使就此谈上一个钟头，她也会耐心听着，就是别人为她演奏音乐，她也没这么一动不动。“噢，我还记得，当她得知斯万的婚事，她生气了；她觉得，我们对他那么友好，可这人也太不象话了。她原本很爱斯万，心里十分难过。奥丽阿娜，是不是？”丈夫直截了当，一语道破，使德-盖尔芒特夫人得以不露声色地证实她的感觉，丈夫的溢美之辞已经穷尽，她觉得应该作出回答。她尽量摆出一副“真诚”的样子，因而显得更富有教养，声音腼腆而纯朴，温柔中又含着几分持重，说道：“是的，巴赞没有说错。”“不过，这又不是一码子事。您能怎么办？爱情就是爱情，然虽我以为，爱情应该有个界限。若对方是个年轻小伙子，是个不谙事理的毛孩子，那他如此想入非非，心血来潮，我尚能原谅。可斯万是个聪明人，老练，敏感，对绘画艺术十分内行，又是夏尔特尔公爵和希贝尔本人的常客！”说此番话时，德-盖尔芒特先生口气十分友善，丝毫没有他平素常常表露的俗气。他说得悲切而又略带愤懑，同时显得和蔼而又严肃，令人想起伦勃朗笔下的人物。如西克斯市长，具有大家气度，别有动人心弦的魅力。人们感觉到，对公爵来说，问题根本不在于斯万在此事中的所作所为是否道德，因为这是毋庸置疑的事；他内心感到痛苦，就象父亲看着自己的孩子辜负了他呕心沥血对他的一番培育，存心毁掉为他创造的美好前程，做出了家规族俗所不容的荒唐行径，败坏了受人敬重的家族的名声。当初得知圣卢是个德雷福斯分子时，德-盖尔芒特先生确实没有象现在这样表现得如此惊愕和痛苦。首先，是因为他看透了他的侄子是个误入歧途的年轻人，除非改邪归正，不然做出什么坏事都不足为怪，而斯万，拿德-盖尔芒特先生的话说，是个“持重的人，占有第一流的地位”。其次，从事发到如今，已经经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此间，如果用历史观点看，事件的发生似乎已经部分证明了德雷福斯分子观点正确的话，那么，反德雷福斯力量也倍加凶猛了，并从初期的纯政治力量发展成为一股社会力量。现在，已经是军国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斗争，社会中掀起的怒涛渐渐爆发出风暴乍起时所不具备的强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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