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断续续，阴雨天气已经持续十多天了。中午或者傍晚，好像搭在土地上的灰蒙蒙的天，偶尔透出些许白光。许多人明明知道这种迹象是骗人的把戏，却仍要固执地抬头望着天空说：“看样子明天要晴了”。我知道，这话也不过是表述自己渴望晴天的愿望罢了，这不，白光的下面，还是有星星点点的水珠跌落在人的眼窝。
据说，有一年，一连下了四十多天，天空放晴后，村子里立即乱了秩序。先是几十条狗，朝明晃晃的太阳惊恐地吠了起来，然后是孩子们，面对一片刺目的金光，吓得直往大人们的怀中钻。或许，这种夸张或者幽默，饱含着乡亲们对连绵阴雨的无奈，甚至无限讨厌。当然，我现在守在县城的某个角落，朝向山村的方向，心里清楚并且仿佛看见，他们，可以打牌，喝酒，唱戏，睡觉。有一间屋子里，人很多，空气很浑浊，但炕很热，散发着牛粪与干草的味道----其实这些都是很温暖的。
最近，我常从雨声中醒来。在山村，山川大地的胸怀，吸收了那些雨水，睡在土炕上，只听见树叶“沙沙”声。而在城市，“啪啪”的雨点是坚硬有力的，是不屈不挠的，好像要把坚硬的水泥堆砌物摧毁。这天凌晨，外面格外安静，没有嘈杂的汽车和人声。习惯了喧嚣，安静竟然是另一种声音，我就被这样的安静惊醒了，扯开窗帘一看，这雪，下得正好，遮天敝日。
房子，雪天。房子外面的世界，没有任何层次，恍若一个偌大的平面。房子里只有我一个人，或许我的身后还有什么人。当然还有几张桌子，仔细看看，桌面上刻着几处七扭八歪的字母和汉字，这时才能确定它们是课桌，以前的乡村小学经常能够见到的那种：两个土墩，上面搁着一张木板，简单粗糙。墙面只罩了层泥浆，没有裱糊，和在泥中的麦草节，若隐若现，使房子内部显得灰暗沉重。我没有傻站着，而是在摆弄一本说不上名字的书。书是油印的，字迹像室内的光线一样，已经模糊了。
我伏在桌子上，朝窗外看去。外面没有太阳，没有月亮，没有星星。房子前的场地上的雪向后卷去，慢腾腾的，就象有人卷起棉被一样。场地突然变得宽阔了起来。白色的雪围着一片灰色的场地，好像把月光洒在了上面，土地在瞬息间也成了银色的。那种雪光，细细的，碎碎的，绵绵的，触摸得着，感觉得到，侧耳，仿佛听得见流动的声音。我真疑心自己的器官出了问题，但不是，我的那本书上，还有那些桌子上，都有从窗户透进来的雪光的线条，甚至，我的手上，也攥着一大把似有若无的雪光。
空旷，寂静，一切凝结。空地上，不知不觉中，立着一个人影，忽明忽暗。人影在空地上晃动了一下，我定晴，终于看清楚了，那是一位女子，距我不远，却看不清楚她的面庞。但我看清了她的衣服：黑色的紧身短裤，红色的上衣---在雪地中火一样在燃烧。是的，是一团火，这团火在慢慢地旋转，越转越快，雪向后再次退去。终于慢了下来，她分明在跳舞，观众是那些后退的白雪。我看着她，想到了水。是流动的水，是溪水，舒缓轻柔，叮叮咚咚，如果动作凝滞，就象流动的水遇到了一方石头，向后稍卷一下，又从石头的一边绕了过去。
我的介入，似乎是必然的，又好像是没有理由的。应该说，当出现第二个人物时，我已经在现场了。女子的舞蹈仍在继续，她的四周，我觉得应该还有些什么，比如鲜花。这个念头一经出现，空地的四围，突然（是突然），出现了一簇簇花，红的红，黄的黄。灰暗的场地，银色的雪光，后退的乱雪，加上这些颜色纯正的花朵，天地间变得丰富多彩了起来。但是，这些花的颜色还有些单调，红的纯红，黄的纯黄，不是我平时见过的花朵的颜色。单位的后窗，有一块不大的花园，除了绿茵茵的三叶草，毡一样铺在里面外，还杂着几十棵玫瑰、枇桃和芍药，我的目光随便一扫，眼里全是五彩缤纷。因此，我觉得有必要使场地上的这些花朵更加五彩斑斓。我手里有广告涂料，那间房子里就有。我用黄的颜料，在那些红花上点上一点，我用红的颜料，在那些黄花上点上一点，这些花立即有了生气，无比鲜艳夺目。这时，一位老人站在一边，花白的头颅，半眯着眼睛，瘦削的脸庞。他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可能由于我过于专注，没有听到他的脚步声。他朝我点头微笑，我听见他说：“对，好，就是这个样子”。我也笑了。
雨声，淅淅沥沥。醒来，扯开窗帘看看，外面仍然在下雪，这雪，下得正好，遮天敝日。凝神细听，淅淅沥沥的雨声，来自于楼顶上的住户，他家的那个才两岁半大的孩子在盆子里撒尿。
每次从梦中醒来，我会习惯性地想：它在暗示着未来生活中的什么？但是，我并不是一个十分迷信的人，我觉得，好多亲历的和听来的人物与事件是随意的，并且，十分随意的留在记忆中的某个角落，平时，它不会出现在你需要的一个时段。但它的出现应该有一个必然的诱因---我相信伟大的弗洛伊德的分析是相当正确的。这个早晨，我没有急着起床，半眯着双眼，脑子里细细梳理着那些场景和人物。那间房子，出现的两个人物，应该是生活中真切存在的，并且是自己所亲历的。
是的。是的，距离六盘山很近的我的山村，就有这样的房子。房子是村学的教室。村学由原来的山神庙改建而成，离我家只有二百米左右。刚开始改建时，村子里个别人把庙里的东西偷偷拿回了家，结果时间不长又送了回来---据说他们的行径惹得神灵很不高兴，半夜三更便生出些声响来，有的人家的孩子和牲畜还生了病。教室设在北面，一间最大的房子里，坐着一二年级共三十多名学生，西北边一间最小的房子里，坐着两名老师，年龄都二十岁不到。操场（原来的庙场）足有三亩地大，暑假是生产者队里的麦场，摆满了麦垛；冬天则是生产队的仓库，四周尽是摞起来的麦草。
夏天的太阳从东边的大山上爬上来，照耀在学校的操场上时，大概就到早上九时多了。这个季节里，天气特别好，二年级在教室里上课，一年级的学生就到操场上去写字。写字用的工具是从五号电池里面拆出来碳芯，我们把它叫“墨棒”。老师说，人口手，上中下，大小，左右，山田水，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一个字写二十遍。我们光着脚，坐在热乎乎土地上，每人占一块地方，认认真真地写。天上的鸟飞来飞去，好奇地看着我们，有时会把屎拉在谁的头上。我的速度快，写完后，二年级还没有下课，就趴在地上迷迷糊糊睡着了。在教室，老师教我们在“田”字格里写字，必须写得横平竖直，方方正正，和做人一样。对，我们就趴在用木板搭成的桌子上，脸挨着本子，铅笔被小手捏出了汗。
这就是梦中的房子，没有错。 那么，这两个先后出场的人是谁呢？他们陌生却又十分熟悉，甚至亲近，姓名几乎呼之欲出。
寻找舞者的踪迹并不难。我在八十年代初来小城时，小城的规模并不大，一条街道从东直插到西。二十年的变化有多大？小城有了北一环，又有了北二环。北二环靠北，前年还是麦田和苹果园，用了不到两年时间，就利用一条河和果园等自然环境，建成了一个生态公园。春天，白色的苹果花纱一样笼罩了半边天，夏天，绿草和五颜六色的花朵相互衬映，秋天，名叫红富士的苹果挂满枝头，冬于，白雪覆盖了喧哗，景象安静平和。公园广场不仅是孩子气的乐园，对于生活在城里的人们来说，那可是个健身的好地方啊。早晨和夜色来临之际，健身的老太太老大爷---他们不在是一个人的事了，已经成了有组织的团体，穿着统一的服装，跳那种社区经常可以见到的健身操。
那个女子出现在广场，是今年八月的事情。她的出现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虽然当初有不少围观者。我暗自思忖，是不是那些人群对她有排挤的心理呢？因为有时人们往往拒绝新的东西的进入他们的生活。她不过是早早地来到广场中央，独自起舞罢了。她年轻，体态轻盈，身段姣好，活力四射，扬手，抬腿，弯腰，提臀，每一个动作柔软却又有力。半个小时之后，她走了，她去了县医院。医院里有她患病的父亲。她的父亲退休后回到了静宁老家，眼下病得不轻，这个在武汉长大的女子，放下了那里的工作，只身来到对她来说环境十分陌生的老家。不久，她的父亲去逝，但她仍然留了下来，等父亲周年祭日后才打算返回。在静宁，她没有几个亲人，她每天去公园跳舞，我揣测，她的内心是孤寂的，却又是开放的，甚至是达观的。
那么，第二个出场的老人又是谁呢？是周师傅。是的，他已经去逝多年了。他是我的同事，也是我的领导。我刚调入单位时，知他不到六十岁，直立着的头发却已经花白。从瘦削的脸庞看，他属于那种永远不能胖起来的人，脸色铁青，显得坚毅、精干。那年，他正好六十岁，劳动部门批准他退休安置时，却因患胃癌去逝。他喜欢边做活边吹口哨，那些活计便在他的手下变得稔熟、轻松。周师傅去逝后的第五天，我在他的办公室隔壁的房间里值班，深夜时分，朦胧中，我听见他在楼道里走动着，边走边吹口哨：“苏---苏---苏----”，单调、平缓，悠长。
应该说，他是喜欢花草的人。公司的前后院落里有不少空地，硬化了的和没有硬化了的，象是一个个灰色的补丁，更象是平平淡淡的日子。他就组织人员，利用工作间隙，把一些空地平整成花园，撒上花草的种子。很多的时间里，他除了工作，就是去花园草坪，一个人除草，一个人浇水，一个人剪枝，对待那些花草，心平，宁静，安详，耐心，就象面对一群不谙世事的孩子。而这些花草，就象面对一位慈祥的大爷，听话，懂事，善解人意。他去逝时，正值西北的深秋，清早，白花花的重霜，染白了花草的头颅，他最为喜欢的唐昌莆，花期早过，叶子枯萎。
有时候，我惊奇人的记忆容量，我更惊奇它不仅将一些东西，装入记忆的容器，而且，能够将许多碎片在某个时候，用独特的方式粘接起来。那么，为什么能够有这样的梦境呢？我想，大概是出于一个普通人对普通的人和事的怀念和留恋罢。
（旧文，已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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