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西北的深山，还没到夏天，就开始落雨，不大不小零零碎碎的雨，天空都是雾蒙蒙湿漉漉的，仿佛伸手抓过一把空气，两手一绞，就有一条小溪流下来。
隐藏在竹林里树林里各处的老屋，四处结满了蜘蛛网，除了落雨的淅沥声，再也没有了别的声音。鸡鸭猫狗都随着主人去了阳光更为通透视线更为开阔的新居，那一场一场的雨给老屋们增添了一层又一层地阴冷。这些被遗弃的老屋大多是土坯房，经年没人居住也不再修葺，黑色的瓦片掉几个破几个都是常事，雨顺着那些缝隙破洞落在泥墙上，慢慢地浸润，土黄色的墙就变成了黑褐色，有的已经开始倒塌了。
这躲在时光深处的一片老屋，也有我家的一处旧居，连带厨房一共四间，算上周围的猪圈杂物间院坝菜园子，很大的面积。母亲说，老房子最怕这样的雨，雨水慢慢地从瓦缝里浸到房梁上，椽子上，连上几场雨，那些木头就泡烂了。
那条通往老屋被新长出的杂草完全覆盖的小路，走得最多的人就是我的父母了。下雨天，他们打着伞，手里拿上几张塑料薄膜，边走边争吵。父亲的声音扯得很长很高地问，这个房子到底还有人要不要，不要我卖球了，莫人买我就送人。母亲的话语里透着抱怨，她说，这么个烂房子你还当个宝，送人都没人要。
抱怨归抱怨，每到下雨天，母亲依然会和父亲一起去老屋看看，堵堵滴漏，在屋檐下的长条木上坐一会儿，说一些他们年轻时的家事，边说边争边吵。
老屋修建于1976年，他的前身是茅草屋。76年，吃饭穿衣都还成问题，三个子女一个比一个小，但父母还很年轻，他们积攒了几年的木料，换了几年的功夫，才开始修房子。母亲说，修房子辛苦得很，从早到晚地操劳，累得要脱几身皮。大门的朝向请了专人来看，正对着很远的两座山之间的垭口，视线好，看得远。最初屋里空空荡荡的，父母一年添置一些东西，后来也像模像样了。笨重的衣柜，有抽屉的四方桌，外面用玻璃隔着的碗橱，母亲的缝纫机，父亲的收音机，甚至三间屋顶都装上了木楼。围绕着老屋栽了一圈的树，樱桃树，梨子树，李子树，椿芽树，核桃树。父亲没事了，搬个板凳翘起二郎腿坐在大门前的晒坝里，看着远方的那个垭口，一脸满足。
屋里有人住才会有生气，没人住再好的房子要不了几年也都垮了。据说，烧火煮饭的炊烟对房梁可以起到保护作用，柴火一烧，烟子冒起来，就不会有蛀虫，房梁柱头也不会朽。
那雨水呢，雨水可管不了这些，一个夏天下来，屋顶就千疮百孔。但是母亲固执地认为，老屋的破败和没人住有关，只要有烟火气，老屋就好好的，下一点雨有啥子关系，几顿饭一煮，几股烟子一冒，木头就干了。我有时候觉得母亲说的没道理，再想想又感觉有几分道理。
关键是谁去住老屋呢？不要说我家的老屋，那一片十多家的老屋都空了。
老屋户与户之间不过隔了十多步甚至就隔了一条窄窄的滴水檐。雨下得大了，说不定东家的房檐水就落在了西家的土墙上。二十年三十年前，几十步之外就能听到鸡鸣狗叫，还有各家各户大人呵斥小孩的声音此起彼伏，傍晚炒菜时，锅烧红了菜油烧热了菜倒进去的那“呲呲”的悠长声，也听得清清楚楚。我不知道其他的人家搬去新居时是不是把老屋的东西也搬得干干净净。我们没有，厨房的水龙头一拧开就是一股干净的泉水冒了出来，碗柜里还放着一摞碗盘，厨房外，剁成小的木柴沿着墙根码了很高。用母亲的话说，他们随时都可以回来。锁一开，清洁一打扫，油烟一冒，就又是一户人家了。
我是有了一些印象的，特别是邻里相互借东西。家里装盐的是一个瓦罐，用一个圆形的薄薄的青石板盖住罐口。早上，如果不是农忙季节，母亲会给我们擀面条吃。听到案板砰砰地响，我就知道有好吃的了。母亲开始切面条时，会一一喊家里的几个娃起来了，要吃饭了。下面条之前，母亲会用上几根切成斜片状的尖椒炒一盘子削了皮的老黄瓜片，面条煮好后，倒在锅里，几勺子一搅，就是香喷喷的一锅烩面。好像有很多次等到母亲把黄瓜倒在锅里听到呲呲地响，母亲揭开瓦罐上的石板，用一个吕勺往罐里一舀，听到勺子和罐壁相撞时的空想，她才大叫起来，没盐巴了，哪个快去黄嬢嬢家借一勺子来。照例是没人答应，母亲就开始点名，大哥是叫得最多的，他最听话。母亲喊着大哥的小名，让他快一点，黄瓜要炒焦了。大哥就拿过勺子跑到黄嬢嬢家。说是跑，其实两家就隔了一条檐沟，彼此做什么饭都知道。大哥照例是那一句话，黄嬢嬢，借一勺盐啊，买了给你还。黄嬢嬢就大声地喊，你妈饭都要煮熟了才晓得没盐了啊，搞快点，莫焦了。至于还不还那勺盐，我已经没有印象了，等到黄嬢嬢家的女儿拿着空勺跑过来时，她说的也是“借一勺盐”。
紧挨着黄嬢嬢家的是姓胡的另一户人家，有一个我叫胡婆婆的老人，头上常年裹着一条藏青色的帕子，脸上的皮肤好像永远就没有伸展过，坑坑包包的，一张嘴说话就露出稀稀拉拉的门牙，一点都不好看。我家老屋厨房后面搭了一个洗衣台，胡婆婆经常拿了几件泡湿了厚的脏衣服放在洗衣台上，用一根木棒使劲地捶。我和二哥是经常要打架的，特别是看了《少林寺》后，二哥的拳脚功夫更有模有样了，趁我不注意时，一双手掌就在我背上狠狠地交替着拍下去，一边嘴里还喊着“嘿哈”，快速拍了几下转身就跑了。力气上占不了先，我嘴上自然是饶不了二哥，站起身就开始骂。胡婆婆有时恰好在，就会放下手中的木棒，义正辞严地对着二哥就吼，哪里有这样练拳的，还是不是亲兄妹，下手那么重，我要告你妈去，看她不会来美美实实地收拾你一顿。其实，二哥哪里会把胡婆婆的话听完，他打了我几拳后，早已跑远了。胡婆婆拉着我，四下瞧瞧，问我有没有哪里疼，嘴里还在说，哪里有一个哥哥的样子。一晃，胡婆婆已经走了很多年，她家的新房也修到了那一片桑田边，老屋也没人看管了。胡婆婆家那几间用竹子编了糊上泥巴做墙的老屋早已破败不堪，两扇没有上漆的木门布满了针孔大小的虫眼，门前用来当板凳的一截圆形的木头也朽了，面上的一层已经被虫子掏空了，全是密密麻麻的小洞。。
这些老屋都没有人要了，包括我们经常借盐巴的黄嬢嬢家，连带着她兄弟的那一间土坯房都成年累月地没有一丝烟火气。黄嬢嬢的兄弟是个单身汉，我们就叫他“黄叔”，他仅有一间分成两格的房子，没有哪个女子看得上这个家。黄叔家的后门正对着我家的洗衣台，我洗菜时从他开着的门看过去，他好多时候都在土灶前蹲着生火做饭。黄叔娶不上媳妇，经常一个人喝闷酒，喝了就开始骂人，骂他已经不在世的父母，骂他的哥哥姐姐不管他。母亲听见黄叔骂人，就会说，好歹都得有一个家，心里要是没有了盼头，日子没法过。一个夏季的傍晚，我还在灯下写作业，听见母亲慌慌张张地跑进屋对父亲说，快点过去看看，黄老二喝药了。两个哥哥也跑过去了，我一个人在家里害怕得很，紧张屋里的每一点动静，一直盯着那只蹑手蹑脚走路的猫。老屋后的那座深山里传来了黄麂子“呕呕”的叫声，我想起母亲曾经说过，这种动物一叫准没好事，心里更害怕了，又想跑出去找父母哥哥，又怕出去。就这样一直悬着一颗心，直到他们回来。黄叔没有救回来，说是黄嬢嬢听到屋里有东西倒地的声音跑去看时，已经吐了一地了，嘴角全是白色的泡沫，还没送到医院，人已经没了。那晚，母亲又来跟我睡了，我把她抱得紧紧的。黄叔走了后，他的那间老屋关了大半年，我也不敢一个人再去洗衣台洗菜，总觉得那间屋子的门是开着的，灶前蹲着一个人，正撅起屁股生火。
我说了这么多，其实就是在找一个理由，我家老屋没人住也不会有人住的理由。隔壁左右的邻居离去的离去搬走的搬走，曾经的鸡鸣狗跳娃儿闹再也不会有了，那些留在老屋的东西都是被遗弃的，有了更好的房子更好的家具更好的居住环境，谁还稀奇这些老屋呢？
父亲听不进去这些，收稻谷时，他会说，老屋子那三间楼都可以堆粮食，木楼又干燥，不得坏。1986年，家里买的第一台黑白电视机，就是用木楼上的稻谷换来的。那一年，是个丰收年，稻谷一口袋一口袋地背上木楼，眼看着那些楼板往下沉，父亲找了好几根粗木棒撑在楼板下。等稻谷晾干了，父母又一口袋一口袋地往乡场镇上背，半楼的稻谷换来了一台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父亲取走撑着楼板的那几根木棍时说，要是再这么丰收几年，这楼怕是要压垮了。
老屋断断续续地修葺过，过几年换一些东西，越修越牢固。二哥是在老屋娶妻生女的，我和大哥都常年不在家，屋里空旷了很多。二哥结婚那一年，父亲花了大价钱重新抽椽换檩，堂屋前的那两堵墙也换成了红砖，屋内全部粉刷了一遍，买了组合柜和转角的沙发，地面也全部打成了实用抗潮的三合泥。父亲说过，一旦经济条件允许，就要住干净一点舒服一点。后来，再慢慢地改造了厨房，土灶也贴上了明亮的瓷砖。
二哥的女儿是在老屋出生的，我还记得厨房里，父亲生火，母亲给二嫂煮糖蛋时，二哥用一张婴儿毯包裹着那个小人儿得意洋洋走来走去的样子，眼睛笑得都没缝了，父母也一边笑着，一边叮嘱二哥小心。屋外挨着晒坝就是一块两三分地的菜园子，侄女能走路后，父亲常常拉开竹篱笆，带上他的小外孙女逛菜园子，蹲着一起看黄瓜花，和她说儿童话，这是花花，那是菜菜。都是软软的泥巴地，也不是在大路边，小孩玩耍很安全，即使摔几个跟头也没事。母亲也说，养娃儿是要接地气的，才不会娇贵。
搬新房时，老屋里摆放的东西大多没有动，都是实木的，又旧又笨重。那几口上锁的木箱，静静地呆在老屋，箱内有林权证土地证和一些老照片。床上的蚊帐也没有取走，灯泡还挂在床头，一拉绳灯亮了，门后二哥用毛笔写的“大江东去浪淘尽”还清清楚楚的。
现在，新修的房子距离老屋也只不过几百米左右，最初一阵的新鲜过后，父亲开始唠叨，他说水泥地板，扯潮，不适合堆粮食。母亲说，公路边过往的车子多，吃灰。每次打电话，总是没人接，过一阵打过去，母亲接了，问她干嘛呢，她说去老屋了。问父亲呢，她说，还在老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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