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父亲开口了，说今年过年，一家人去给几公里外的奶奶上坟。
这么多年，过去了几十个清明，几十个七月半，几十个春节，父亲从没有提起过这件事，他不提，我们也都不说。只有母亲偶尔含沙射影地说一句，谁也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不得都有个祖宗八辈。
清明，母亲会给她的先人挂坟，有时候，父亲会跟着母亲一起去，母亲手弯里挎着的竹篮里放着香蜡和草纸，父亲手里拿一把弯刀，砍砍把路都拦严实了的杂草。他们一起去，母亲在坟前磕头作揖时，父亲远远地看着。
七月半，我们这些在外地的晚辈也会在夜幕来临时，提着一塑料袋写好名字的草纸，冥币，到城外在众多还没燃尽的火堆边找个空位，把袋子里的东西堆在一起点火烧了。这些封好了的草纸上有很多故去亲人的名字，外爷王老太爷，外婆强老太婆。也有奶奶的名字，郭桂珍老人，名字是我打电话问母亲的，每一年都会问一次，我记不住，其实不应该叫老人，她离开这个世界时不过四十岁多岁，要是在现在，这个年龄算是正当年华，风韵犹存。我不会问父亲，我觉得父亲很寡恩，他从不提起给他的先人以这样的方式来表达一些什么。可是，有着这个名字的女人距离我的生活确实很遥远，父亲的生活她只参与了十二年，我的生活她没有一点机会来参与，只知道我有个奶奶，是父亲的母亲，叫郭桂珍，关于这个名字我也只是在每一年的清明才会在电话中听母亲说起，过不了几天又忘记了。
至于过年，我们在除夕夜团年，除夕的下午，全部回家的晚辈们会在长辈的带领下，给先人上坟，这一天，除了香蜡草纸，还有煮好了的猪肉，半瓶白酒。依然只去母亲这边的先人坟地，我会吆喝一声，爸爸，你去不去。可能父亲正在忙着别的什么，但是他一听见我喊也会立即放下手中事，和我们一起上山了。这一天，我们带上孩子们，边走边说笑，刚失去亲人时的悲伤早已被流逝的时间冲淡了。到了坟地，父亲照例远远地看着我们，高声指挥着，把坟前的杂草清理干净，不要忘了给临近其他人家的先人也放几张草纸，倒几杯酒。父亲会开玩笑，他大声打着哈哈，说，那边也要有个三朋四邻的，相互有个照应。我们让孩子们跪下磕头，父亲高声提醒，有个意思就行了，注意地上的酒瓶子，不要被玻璃渣子伤了。父亲不会近前，不会烧纸，不会磕头，对此，我们都不会说什么，包括母亲，这么多年，习惯了。
今年，距离过年还有不到一周时间，很多远在千里之外安身立命的子女们好多都已经回乡了，母亲在电话里说，村里一天都是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凭着声音的来源，她就知道是哪一家的孩子回来了在上坟。
接着，母亲压低声音说，你爸爸不晓得哪根筋转过弯了，他说今年要去给他妈上坟。
我也压低声音和母亲低语，好像父亲就在电话旁边，声音稍大一点他就会听见。
我不想打扰父亲的生活，他辛苦了大半辈子了，他的为人处世，让他自己去安排。即使给奶奶上坟，如果他不想要我们知道那我就装作不知道。
不像别人的父亲，总会给他的孩子讲他原来的家庭，他的父亲母亲。我的父亲很少提及他的家庭，有时候我会在他和母亲的对话中，间或地听到三两句，那些话不平和，甚至咬牙切齿。
我问过母亲，父亲怎么这么恨他的父母。
母亲说，不，他只恨你爷爷，你奶奶你爸爸是心里想。
既然想，为什么就不能去坟上看看呢，烧几张纸钱，说几句话，甚至掉几滴眼泪，心里的念想也会好很多。父亲为什么恨爷爷呢，奶奶的死和爷爷有关系吗？
我想知道父亲和爷爷奶奶的故事，我也想着有一个适当的机会能让父亲主动说起，我除了当一个认真的听众说不定也会是个很好的劝导者。
母亲的摇头让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大，父亲不高兴时和谁都不说话，最多踢狗骂鸡，或者拿起扫帚一言不发地扫地，他挥舞着扫帚，胳臂大幅度地扬起。
父亲的脆弱，我不是不知道，我听见过他的一次哭，看见过一次他的眼泪。
很多年前，我和哥哥都得继续上学，父亲也通过自学考上了成人师范，村里很多人家都羡慕，说我们这个家总归要好起来，要出几个吃皇粮的人，“敲钟吃饭，盖章拿钱”，多安逸，这一家以后的日子在村里要算第一。
可是，家里肯定供不了三个人读书，只能有所取舍。
父亲的成人师范只读一年，还是带着工资读，一年后转正，四十几块的工资马上涨上一百多元。这是件吹糠见米的事，况且他已经四十二岁，再也没有下一次机会了，父亲的书得读。
哥哥虽然高三毕业没考上，但是以他的成绩再复读一年读个大专肯定没问题，有个正式稳定的工作对于一个农村男性来说，太重要了，娶妻生子哪里还需要操心。
还有我，成绩一直稳当当地占据班上第一名，每一次期中期末都会拿上奖品回家炫耀，有一次还奖励了一个大大的相册，让母亲高兴了好几天。
舍谁呢？
我心里是有底的，应该是我，用母亲的话说，女孩子还有一次机会，那就是嫁人。
记得那是农历八月的一个晚上，应该快十五了，月亮圆了。父亲和母亲还有哥哥在屋里商量，我站在院子前面的一棵柿子树下，心里好像在想事又好像什么都没有想，邻居家传来了阵阵笑声，那是他们家的孩子在看《西游记》。我们家也买了电视，黑白的，有天线，14英寸，要是信号不稳，一打开，满屏幕的雪花点，还有“沙沙沙”的声音，要是在电视后面拍上几下，天线转几个圈，图像就又出来了。这个电视是家里稻谷丰收后父母卖了一千多斤的米买回来的，长虹牌。那天晚上我们家的电视没有打开，我站在柿子树下听着邻居孩子们的笑声，抬头看天，看天上的月亮，月亮太亮了，我好像真的看见了圆月亮里的桂花树，有树有枝，树叶一边多一边少，似乎也有风吹起，树枝东倒西歪的。
父亲哭了，在我看月亮的时候，好像还在捶胸，我听见了“嘭嘭嘭”的响声，父亲的声音很大，完全没有控制，他边哭边喊，可惜我的女子了，狗日的张有一啊，就是你害了的。
那是我第一次听见父亲哭，哭声凄楚，也是第一次听见父亲喊着张有一的名字骂。张有一就是我爷爷，父亲的父亲。
我看见父亲的眼泪像线一样地往下掉，是哥哥去当代课老师的那天。
哥哥穿着一双胶鞋，书包里没有装书，装了一把挂面，他准备去邻村的小学报到，他说，爸，你和妹妹安心读书，我和妈供你们。
父亲哭了，眼泪划过他苍白瘦削的脸，落在胸前，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哥哥没有去补习，他去代课了，代课费每一个月六十元，给我五十元，剩下十元家里用来买火柴煤油盐。
那是我们一家最艰难的时候，父亲骂了他的父亲，当着家里人的面，喊着名字地骂。
父亲去外地读书了，趁他不在家，我问母亲，为什么。
母亲说，你爸爸哪里才骂一次你爷爷，只是被你听见了一次，一不顺心了就骂，骂你爷爷让他成了没娘儿，骂你爷爷不他去读书。
我并不随父姓，我们家里三个孩子中有两个都随母性，如果没有人问起，我以为这是一件平常事。
问起姓氏的是父亲的姑妈，我喊姑婆。她来我家做客，看见母亲去厨房了，这个眼窝深陷鼻梁高高的女人抬起屁股俯身弯腰问我，你跟谁姓。我说，我姓王。她又问，你哥哥呢。我说，一个姓王，一个姓张。姑婆慢慢地抬起身，屁股落回到板凳上，叹了一口气，用很轻的声音说，终究还是把姓都卖了。
后来，我才明白，父亲是入赘到母亲家，按照风俗，后代只能随母姓，为此，父亲和母亲剧烈地争吵过，母亲让了一步，大哥随父亲姓张。
“沙包上”还住着父亲的几家亲人，包括他的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我推断了下，如果奶奶去世时父亲十二岁的话，那他最小的弟弟才六岁左右。上个世界四五十年代，吃饱穿暖对于偏远贫穷的农村一大家人来说是个大问题。母亲说，很多人死的时候肚子都是鼓鼓胀胀的，那是吃了琵琶树和观音土消化不了都堵在肠子里了。奶奶的几个孩子能生存下来，算是个奇迹。
母亲说，还得多亏了你爸爸，你爷爷又是个吃饭不管事的人。
我在母亲那里听到个更多关于爷爷，关于奶奶，关于父亲的事，这都是在我已经成家之后。
冬天，太阳晒得人暖烘烘的，母亲趁着天气好，把白萝卜切成丝，晾晒在竹席里，准备做成腌菜。几个大太阳之后，萝卜晒干了水分成萝卜干了，装进瓦罐之前，母亲会和上食盐，辣椒粉、生姜丝。这些腌菜会储存起来，装上十天半个月后，入味了，夹一小碗出来蒸腊肉，或者就那样下稀饭，都是非常可口的小菜
母亲心情很好，适合聊一些往事，尽管这些往事可能会让人心情闷一点，但是天气太好，阳光下的事物看起来很通透，这些往事引起的不适会很小，最多就是几声叹息。
奶奶是别人踹死的。
家里孩子太多了，六兄妹，父亲是第二个。爷爷太老实，只管生孩子不管养孩子，生产队所有的活都会喊他去做，工分还记得少，家里那么多口子吃什么穿什么他从不放在心里。
奶奶出事是夏天，家里实在没吃的了，爷爷不在家，奶奶就去偷生产队的南瓜。是中午正热的时候，选择这个时候去摘南瓜，奶奶是动了心思的，太热，又是中午，田地里的干活的人应该都回家了，生产队的干部也应该回家了，不过是摘一个或者两个南瓜，应该没事。
奶奶的心里都是“应该”，为了几个孩子的肚子，偷南瓜也是“应该”，没有其他东西可吃了，家里人多，但是挣工分的少，一年到头都在借中过日子，越到后面越不好借，谁的家都不好过。
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大的小的饿得哭，当母亲的怎么也得想办法去。
听我母亲说，父亲给她讲过，奶奶长得很周正。这个我是相信的，都说儿随母，不管是父亲，还是他的几个弟兄，长得都一表人才。
奶奶去偷南瓜了，可能心里会骂爷爷，天杀的，滚岩的，没一点用，娃都养不起。
再骂又有什么用了，还不是得贼眉贼眼地去地里偷南瓜。
奶奶想以最快的速度偷一两个南瓜，当然，再多几个也更好。
坑坑包包的土路上除了偶尔走过一只无精打采的土狗，没有一个人，奶奶心里是欢喜的，她以为前面很安全，步伐更快了，人不知鬼不觉地钻进玉米地里，选几个不大的南瓜藏在衣服里赶紧回家，再说她肚子里又怀上了，即使有人碰见肚子有点大也是正常的。
这些其实都是后来我想起母亲的讲诉，自己加进去的想象，不可靠。
真实的事情很简单，奶奶去偷南瓜，被生产队的队长逮住了，他边骂边飞起几脚踢在奶奶的肚子上。
南瓜自然是没有了，奶奶回家了，身后的路上都是血。
没几天，奶奶死了。
不清楚奶奶死之前有没有把事情告诉爷爷，总之，爷爷屁都没有放一个。
奶奶死了，爷爷好像并不悲伤，他还是天没亮就出门了，一连好几天都不回家，至于家里大小的孩子怎么生活他从不过问。
最小的一个送人了，其他的几个还居然长大成人个个按了家，真的是奇迹。
母亲和父亲也不是很和睦，他们为了一点小事都会吵上一架，吵完了，母亲做饭，父亲跳水，各干各的事。
母亲在给我讲关于父亲的这些事时，告诉我，要对父亲好一点，他不容易。
母亲说，你爸爸心里有什么事也不会找人说，就闷在心里，哪像我，哭哭闹闹的就过去了。
父亲在村小学教了一辈子的书，他和村里每个人都很有礼貌，我没见过他和别人开玩笑，总是客客气气的。
奶奶就埋在“沙包上”后面的斜坡，我没有看见父亲去过，即使有事也是绕道。
我好像提起过，去给奶奶垒坟上坟，不要让别人笑话，都是有儿有女的。
父亲很严厉地说，不用你们去，要去也是我去。
这么多年过去了，今年，父亲才告诉母亲，他要带上一家大小，去给他的母亲上坟。
我无意去追究这其中的缘由，我也无法揣测父亲的心理变化过程，不知道是什么触动了他，或者，他也年过古稀，一些事需要放下，一些人需要和解。
父亲对他的弟弟妹妹格外关爱，他用山里特有的称呼喊他们，不带姓，带着儿化韵，，弟弟是“兵儿”，妹妹是“明儿”。我笑过他，说好肉麻，都这么大的年纪了。父亲也不争辩，只说，你不懂。
父亲对读书很看重，我们三兄妹的孩子中谁成绩好他就喜欢谁，不管男孩女孩，压岁钱的多少也看成绩的好坏。他经常这样说，你们都要好好读书，多好的机会啊，我在你们这个年龄想读书也读不了。
父亲和我聊起过他的理想，好好读书吃国家粮，戴眼镜，娶一个城里姑娘。
母亲会因为父亲说起他的理想而忿忿不平，对着父亲酸言酸语，哪个城里姑娘瞧得上你啊，衣服都没有穿伸展过，除了几间破屋子还有啥，要不是我可怜你，你还有这一大家子？
父亲就呵呵笑了几声，说要是当年他爷爷不说错话，我也不会像现在这样。
母亲更不高兴了，现在咋了，现在不好你找好的去啊，有儿有女的，你是吃饱了享福了吧？
这样半真半假的争执在我们家境况渐渐好转后，时有发生，都是这样的话，重复说着，每一次都像第一次说一样新鲜。
我很好奇，爷爷的哪一句话让父亲失去了读书的机会呢？
曾经问过我姓氏的姑婆是父亲的娘家和我们这一家联系最密切的老人，父亲和母亲的婚姻从说合到结婚都是她一手操持，也替母亲接过生。母亲说，姑婆把刚出生的大哥捧在手里，高兴极了，她也骂起了他的哥哥，张有一这样的人不应该享这样的福啊，孙子都有了。
张有一是姑婆的亲哥，她也是这样直呼其名。
姑婆的话很多，哪怕是现在，已经是八十一的高龄，见到我们也是拉着手不松，从几十年前的事一直说到现在。
关于爷爷不让父亲去读书的事就是她说出来的。
父亲一直喜欢读书，他很小就开始和大人一起去山里挖草药卖，卖了钱供自己读书，也不很顺利，时断时续的，初中毕业就是一个大小伙子了。正好学校招空军，父亲各方面都是合格的，从成绩到身体，上级部门到他家里征求意见，爷爷很随意地说了一句，当啥子兵哦，我大儿子当兵到现在还没有回来呢，你们又想弄走我二儿子。
那时，父亲的大哥已经去新疆当兵几年了，家里还是穷，当兵并没有给这个家庭带来更多看得见的好处。
于是，爷爷心里怎么想的也就怎么说了，当然，父亲的机会也就此失去。
姑婆说，张有一那个榆木脑壳啊，就不晓得转个弯，啥子话说得啥子话说不得也分不清，一句话就把娃的前程耽误了。
母亲照例鼻子里哼了一声，姑婆赶紧补话，现在也好，媳妇有了儿女都有了。
但是，如果真是这样，父亲的命运的确因为爷爷的话走上了另一条艰辛的途径。如果他能如愿去读军校，他的子女不会有那一次艰难的取舍，他自己也不会经历这么多的磨难，当然，谁是她的媳妇谁又是他的子女，谁知道呢。
渐渐地，我把一些零碎的信息串联起来，失去母亲，失去读书的机会，或者还有一些别的信息，比如婚姻，比如再一次的就业呢。
都是人生至关重要的大事，我不知道哪一件事让父亲锥心刺骨地痛，从少年一直痛到现在，通到他一直不能原谅他的父亲。
这一篇文字我不想过多地去说我眼中看到的父亲和爷爷曾经的相处，我二十九那年爷爷去世，除了姑婆哭了几声，没有人哭。
奶奶去世时，父亲肯定大哭过，那么小，就要被逼着体味永远失去至亲的滋味，几十年后，爷爷去世我没有看见他哭。
爷爷没有和奶奶葬在一起，他们中间隔了一片地，是不是当年奶奶偷黄瓜的那片地，没人知道。
时间如流水，是个很俗的比喻，但又是最恰当的比喻，流水不复返就像人生不再少，我的父亲现在已经满头白发，他就像个小孩，高兴了哈哈笑，不高兴了就拉下脸。我从没有想过，怎么样的父亲才是最好的父亲，要是现在想，他高兴怎样就怎样吧。
就像现在，他说，过年要去给奶奶上坟，我不会说，那也去给爷爷上坟吧。有些话不需要说，隔着厚厚的黄土，父亲终于愿意在古稀之年面对自己几十年的思念，他可能会哭，可能会有很多话要说，就像一位委屈的孩子，流着鼻涕，眼泪婆娑。
奶奶和爷爷相隔的那一片地，我其实也期望着父亲能走过去，哪怕隔着那抔黄土吼一声，张有一，我来看你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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