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雀
我小时候玩得野，爬高上低，捞鱼摸虾，捉鸟捕蝉，捣雀窝挖兔洞，偷甜瓜点野火，“无小恶而不作”，作腾得不亦乐乎，气得大人脚底下着火，头顶冒烟。
我耳后有个“7”字型的疤痕，那是七岁那年麦季，帮着上初中的叔叔把地排车竖在屋檐下掏麻雀窝。窝里有几只嫩麻雀，稚嫩细碎的叫声明亮地挂在屋檐下，叫得人眼一刻也离不开屋檐，喜欢得搓脚。全村都是土屋，砖包皮的房子都稀罕，屋檐就成了麻雀的家。谁家前后屋檐没住几窝麻雀，说出去都显得丢人。地排车竖得几乎直上直下，叔叔还没蹬上去，我们几个小孩子哪有那么大力气让地排车竖直站着，“呼”一下地排车倒下来，幸好是车厢着地，叔叔顺势趴在了车厢里，没折任何“毫毛”，而我却转身顺着地排车倒的方向跑，没跑脱，被车把与车厢交界处的挂钩“挂”到头上。挂钩通常是挂拉偏套的绳子的，意想不到而精准地“挂”到我脑后，瞬间被砸倒在地，血喷溅出来，我失去知觉。也幸亏是把地排车竖在了打麦场后面的牲口屋的屋檐下，“天大”的动静惊动了忙碌的人们，地排车被拉得飞快，把我送到医院。伤口被里外缝了两层十多针。麻药打上，我倒没感觉到多疼，母亲却疼得呼天喊地，把叔叔骂个狗血喷头。因各护“犊子”，母亲和奶奶生了一场大乱子，差点成为终生的“仇人”。
1974年冬，我上小学二三年级，学校是标准的“黑屋子土台子”，窗子上哪有玻璃，即使有，也被有心的同学故意砸碎了。老师就用塑料纸、旧报纸糊上，几天就被划成了“条条”，或被扯烂。教室就成了麻雀晚上的“旅馆”。叔叔拥有改装的手电筒，能装四节一号电池，打开，光雪亮雪亮的，再用长竹竿细头帮上一个网子，我们弟兄三人跟着叔叔晚上到教室、牲口房、敞房、闲置的空屋逮麻雀，运气好了一晚上能逮几十只。叔叔领着我们烧水、褪毛、开膛、掏出内脏，整个整个得红烧，或烧烤，我们吃得胡二麻三，大快朵颐，手上嘴上油光锃亮，小肚子圆鼓鼓的，姓什么都忘记了。我记得二弟吃得直着身子蹲下站起，最后撑得实在受不住，哕了个翻江倒海。
叔叔进屋把手电筒打开，屋顶的角角落落一照，藏在椽窝梁窝墙窝里的麻雀被雪亮的光“刺瞎”了眼睛，瞬间就慌了，只会憨头憨脑得在光柱里飞来飞去，一不小心碰到梁椽，头晕眼花“休克”般地落下来，就成了我们的囊中之物。有些麻雀耐力好，在光柱里飞，一直飞，看着它抓住苇箔或梁椽要休息，我们弟兄三人就高喊怪叫，跺脚拍掌，麻雀再受惊吓，还没喘息片刻展翅再飞。飞地不能再飞了，我甚至听到麻雀气喘吁吁，翅膀耷拉着再也没丝毫力气飞了，随便抓住什么再也不动了，我就顺便用网子“请君入网”。从网兜里掏出来，它的小身子像火炭，颤抖透过单薄而血红的皮肤传到手指上，手指上有了莫名的悸动，翅膀都是湿的软的，眼睛鼓鼓的，能看出浮出来的不屈与无畏，轻蔑与无奈，头却拧着不看人，更不悲鸣。敌意在潜滋暗长。因为麻雀绝非家奴，抓过这样麻雀的手终生都会出汗。
我们小学有两排教室，那天叔叔也不知搭错了哪根筋，非要从最后一排最东头的教室开始。那是我的教室。我们四人接前接后，弯腰弓背悄没声息走近，叔叔一膀子扛开教室前门，“哐啷——哐啷”，门扇摆了几摆，终于停稳，叔叔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刚打开手电筒，从后面忽的飞过来一道黑影，光柱立刻追随着那个黑影，等黑影落到叔叔面前，才看清是我们坐的小凳子，小凳子滚了几滚四脚朝天停下来。叔叔啊哦一嗓子惊呼着转身退出来，我们听见叔叔直腔叫喊头发都直了，浑身起了鸡皮疙瘩，跟在叔叔后面没头没脑地跑起来。跑出教室，我硬腔问出鬼了？叔叔愣愣神，把光柱全打在我脸上，牙齿打着颤说真有鬼，鬼坐在小凳子上从后面飞到前面来了。我的眼睛被光柱捉住，眼前一片白茫茫。我们小跑着回到家，惊魂未定地钻进被窝搂着大腿，直到睡着了还没暖热身子。
第二天上学，我就被教我们语文的陆老师叫到办公室，办公室只有她和校长大老刘。她微笑着说听说昨夜来学校捉麻雀了？我摸不着头脑，惴惴不安地梗着脖子说没，没有。她说好孩子都是诚实的孩子。我是班上的好孩子，在她循循善诱下我和盘托出。她问我给谁说过昨夜的事，确认我谁也没给说过，她脸上的笑容都快兜不住了，说：“你还小，有些事不懂，以后无论是谁都不能说，谁说了我会用针缝上谁的嘴。”她拿起一根针，在我眼前亮了亮，和大老刘对视一眼，点点头，眼里漾出的笑像花被微风吹动，又似乎含着嗔怪和庆幸，我永远也忘不掉。大老刘抚摸着我的头说这样的好孩子应该当班长，你安排一下。他转身走了，因发现我这个好学生他满足和高兴，转身快而轻。等大老刘没影了，陆老师从布兜里掏出几块大白兔奶糖递给我，说表现好这样的奖品永远都有我的。她矮下身体搂着我，脸蹭着我的脸，我闻到好闻的雪花膏的味道。而窗外麻雀的叫声敞亮而快乐，让阳光显得格外温暖而开阔。没几天我当上了副班长，几乎每周我都能得到几块大白兔奶糖，还有田字格算数本等奖品。可第二年开春，她就随军离开了学校，她丈夫是军人，听说还是很大的军官。
可叔叔没这么幸运，大老刘和我父亲是拜把子兄弟，他让父亲陪着找到我爷爷，告了叔叔一状：随便到学校教室晚上捉麻雀，要少了东西跳进黄河也说不清。一辈子正直的爷爷是跳蚤脾气，大老刘话还没说完，爷爷就把叔叔吊在梁头下，摸起竹篾子抽打，叔叔求饶答应晚上再不到学校捉麻雀了。爷爷眉头一横说以后哪里也不能捉麻雀。大老刘把爷爷和父亲撵出去，他有问题单独要问叔叔。他说晚上看到了什么？叔叔说黑咕隆咚的，就看见一个小凳子从后面飞过来。大老刘吓唬叔叔说再不说实话，还得挨比这更厉害的打。叔叔发誓赌咒说没看到什么。大老刘脸一沉，按叔叔的说法是大老刘换成一张死人脸说在外面别瞎说，无论谁问都照实说，像刚才一样。叔叔摸着被竹篾子抽出的一道一道伤痕，嘴里吸哈着说大老刘是鬼，他会变脸。不过叔叔变戏法似的亮出一把手枪，当然是模型，可跟真的一模一样。叔叔说那是大老刘给他的。叔叔又说他曾经在陆老师家里见过一把一模一样的手枪，陆老师说是她的军官丈夫留在家里的。叔叔端起手枪，一手掐腰，很有气势地瞄准，嘴里发出“啪啪啪”的响声，枪口还一点一点的。把手枪往腰里一别，叔叔心里旮旮旯旯都舒坦了，哪里还有疼痛。
放学回家的路上，我走得很慢，踢着路边的石子，抬头看一群群麻雀飞上，飞下；飞起，飞落，老调老腔地叫着，像烟花在白天绽放。我把那几块大白兔奶糖都吃完了，才慢腾腾地走进家门。那几块大白兔奶糖的味道侵入我的生活，霸占着我的味蕾，好久，好久。
从那我们再也没捉过麻雀。
1986年春，我当老师的第一年，遇到回乡探亲的陆老师，她向军官丈夫介绍我，我们握手寒暄，离去时她对我小声说“谢谢！”我愣怔住了。这迟到而意味深长的谢谢，让我想起十年前冬天的夜晚，想起那道光柱中飞过来的黑影，想起大白兔奶糖，想起叔叔身上的伤和那把仿真手枪，想起大老刘那电线杆般的身高……一群麻雀叽叽喳喳飞过去，这些卑微的被忽略的小动物，此刻分明就是忧伤的影子，它带来了秘密，又带走了所有的秘密。我望着陆老师挽起丈夫胳膊离去的背影，深藏心底的那股甜味，此时又涌上来，弥散在我生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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