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岁月_叙事散文_.

本帖最后由 雨夜昙花 于 2016-8-17 20:36 编辑 <br /><br />知青岁月
作者魏洛书
记得是１９６８年冬的某一日，阳光灿烂，我们到尤溪洋中公社洋边大队落户。
这个大队不大，只有几十户人家，老老少少通通加起来，人口不到三百。因为这个大队比较小，分配下来的知青名额只有七个。
我们是到这个大队插队的第一批知青，所以受到特别隆重的欢迎。大队书记和大队长亲自到公社来接我们。到村口时，只见道路的两旁有二、三十个佩戴着红领巾的小朋友整整齐齐地站在那里敲锣打鼓，欢迎我们的到来。进了村子，我们走在前头，小朋友跟在后面，热闹的锣鼓声一直把我们送到大队部。我们感觉十分光荣，光荣到有点不好意思了，因为有生以来没有受到过这样的对待。
洋边大队的农民把我们当贵宾接待。大队部腾出了两个大房间，一间女知青住，一间男知青住，住了不到一个星期。这几天堪称神仙过的日子，不要干活，不用自己烧饭，我们几个知青聚在一起聊天、开玩笑，晚上还有戏看。那是一场农民演的大戏，名叫《智取威虎山》，不过他们唱的不是京剧，不知道是什么剧种。他们的表演很认真、很投入，尤其是演杨子荣的那个农民，他的唱腔简直是高八度。我们都很佩服这些农民，就这么个三百号人的小村子，竟然能把样板戏排演出来。
大队书记叫王夏梅，不到五十岁，大队长姓朱，年龄稍大一点。他们决定女知青安置在农民家里，男知青集中在一起过集体生活。蒋美平、蒋丽平姐妹俩住在一户老贫农家，我的堂妹榕英安置在另一户贫农家，我和阿南、阿栋、小肖组成了一个四口之家。农民对我们确实很好。没过几天，这三个女知青就喊爹叫娘了，让这两家农民乐坏了。我们这个知青户过得也不差，家门口经常会有新鲜蔬菜摆放在那里，肯定是农民送给我们的。
尤溪县属闽北，山得不得了。大部分农地都是梯田，一小块一小块的，从山脚往山顶延伸，许多地不但无法机耕，连牛耕都不行，只能靠锄头。奇怪的是，这些田全是水田，也不知水是从哪里来的。种水田比种旱地艰难多了，干活时不能穿鞋，还要高高地挽起裤脚，最可怕的是，水田里有蚂蝗，这玩意经常趴在你的腿上吸了老半天的血，你还不知怎么回事。春耕最辛苦，因为气温低，田里的水冰凉冰凉的，刺骨的寒冷常使双脚失去知觉。春耕完了就是插秧，秧苗长得差不多了就要耘田。大家都喜欢耘田，因为耘田的时节不冷不热，劳动强度也不大，耘田时能经常碰到泥鳅、黄鳝之类的小动物，运气好的话，还能捉到田鸡，这些都是农民下酒的好菜。一年到头，双抢最忙，在短短的一个月的时间里，不但要收割成熟的早稻，还要把田地再耕作一遍，然后插上晚稻的秧苗。双抢期间天气炎热，为了避开酷暑的热浪，大家天没亮就出工，天黑了才收工，只有在中午温度最高的时段，农民们才能在田间地头的树荫下喝水、吸烟、吃饭、聊天。洋边大队的农民特别重视双抢，每逢双抢时节都由各家各户轮流做饭，一家管一天。当轮到自己家的时候，他们会全家总动员，抓鱼摸虾，杀猪宰羊，为本生产队的劳工们精心奉献最美的佳肴。早餐和晚餐特别丰盛，满桌子的菜，大鱼大肉，品种繁多。那时没有电灯，吃饭时，到处都是黑灯瞎火的，只有吃饭的屋子里有点燃的松脂发出的亮光。屋子里只听到咀嚼的声音，没有言语，没有笑声，仿佛是怕吵醒别人似的。吃完饭后，大家默默地拿起自己的农具杳无声息地直奔田头或者回家休息。中餐很简单，就是红糖米粥，由轮值农家的主妇挑到田间地头，吃中饭时农民最开心浪漫，有说有笑。双抢虽然极为劳累，我们这些知青却没有感觉厌烦，因为自己不用烧饭，白吃白喝，而且还吃得非常好，真希望一年四季都双抢。
洋边大队是学大寨的先进大队，工分值比较高，一个强劳力一天挣１０分，价值一块多钱。这在那个年代算是很不错的，不少生产大队的农民一天累到晚，只能挣个两、三毛钱，有的大队更少。在知青当中，我的工分最高，劳动一天记8.5分，正好值一块钱。我插队时表现出来的劳动能力得益于我在尤溪一中读书时候的劳动锻炼。1962年的暑假，我的叔叔把我从江西赣州带到福建尤溪，我那时读初三,后来又读了三年高中。那几年是国家经济极为困难的时期，物资奇缺，政府不得不号召人民生产自救。尤溪一中的每个老师都分到了几块地，用来种菜、种红薯、种小麦。叔叔和我就成了这几块地的耕种者，他的几个孩子还是小不点，没长大。一到星期天，他扛着锄头，我挑一担屎尿，直奔那几块地。收获很不错，蔬菜和红薯吃不完。叔叔对种地挺上劲的，我只好亦步亦趋，成了半拉子庄稼汉。我那时是青少年，接受能力特强，一学就会。
洋边的农民特别勤劳，除非遇上天灾人祸或红白喜事，基本上都是在地里干活。他们把下田种地当做很快乐的事，在干农活时都想露一手。我割水稻的速度比较快，有一次我割到前头去了，我身旁的几个农民立刻加快速度，一声不吭，死命追赶。他们觉得干活不如知青是很尴尬、很难堪的事。其实，我们几个知青打心眼里佩服当地的农民，他们太能吃苦了。种庄稼不是容易的事，种得好，大丰收，种得不好，颗粒无收。这些农民个个都是种田的好手。不仅如此，他们还都是大力士。许多农地在十里开外的山沟里，一路上全是高低不平的羊肠小道，他们光着脚把谷子从山沟里挑回村里，用秤一称，担担都是二百多斤。我们几个知青看得目瞪口呆，因为我们挑回来的谷子都不到一百斤。这些农民还特别疼爱老婆，在我们知青到来之前，从未有过女性在田里从事集体劳动，闽北的妇女比闽南的妇女幸福多了，在闽南，下田种地的全是女的，在闽北，全是男的。有一天，我们在耘田，一个叫阿平的农民小伙子尿急了，习惯性地摘下头上遮阳的小斗笠往下一档，哗啦啦地撒起尿来，我的妹妹榕英吓得不敢抬头，这小子涨红着脸，好不容易才把那泡尿撒完。
农村的生活比较单调，公社的电影队一个月才来一次，在大队部门口的嗮谷坪放映露天电影，这是农民唯一的文艺活动。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全国各地几乎每一个单位都把宣传毛泽东思想当做头等大事。洋边大队的农民不甘落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排演了《智取威虎山》，累坏了，不想再搞了。但又不能不搞，王书记就打起我们这些知青的主意来了。跟农民比起来，我们这些知青堪称“能歌善舞”。大队以我们知青为核心成立了一个小小的文艺宣传队。我们白天干活，晚上排练，这叫“抓革命，促生产”。蒋丽平和榕英不但会跳舞，还会编排舞蹈，我把舞蹈节目全权委托她俩。其他的节目，像对口词、诗朗诵、单唱、小合唱、相声之类的节目，由我来选材或编写。后台很简单，只有一把二胡、一管竹笛和一面大鼓。不到一个月的功夫，时长一个半小时的演出节目终于登上了舞台，先在本大队演出，然后到公社慰问驻军，挺像回事的。此后，王书记有事没事总是找我们知青。有一次，大队开群众大会，书记要我给他写讲稿。我洋洋洒洒写了几页纸，尽量使文句通俗易懂，怕他读不顺。不料，他不但读得很顺，还不时脱稿即兴发挥。简直神了，我不由对他肃然起敬。
农村干部衣着朴素、其貌不扬，却精明能干，在村里享有很高威望。那些农民看起来一个个老实巴交的，他们的心里其实亮堂得很，一点也不糊涂。谁有能耐，谁可以当干部，他们心中有数。虽然中国不着兴选举，农村的干部十有八九是农民自己推选出来的。尤其是生产队长，没有两下子根本就当不上。我所在的生产队队长叫岩栋叔，他性格直爽，脾气暴躁，经常跟人拌嘴，但是大家每年都推举他当队长，因为他干活又快又好。阿梓叔是解放牌的退伍军人，中共党员，人缘很好，但干活较慢，他就当不上队长。大队长平时不苟言笑，开会时，说一句是一句，句句都说在点子上。他很聪明。他在大队部旁边开了一个小卖部，整个村子仅此一家，销售商品的价格跟公社供销社的商品价格一模一样，吸引了所有的村民。这个小店只在晚上开张，白天不营业，掌柜的就是大队长本人。小店成了村民的活动中心，大队长在店里摆了两排凳子，只许大人坐，不许小孩坐。每天晚上，许多农民不请自到，坐在小店里的凳子上，一边吸着旱烟，一边东家长西家短地聊天。大队长在做生意的同时，也在洗耳恭听，他还真听到了不少有见地的主意。
村干部中也有不好的。副大队长很年轻，初中毕业，在我们来这里落户之前，他的学历最高。王书记把他当接班人培养，还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婚后不久，村里来了女知青，不但有文化，还很漂亮。这小子见异思迁，就开始嫌弃自己的新婚妻子，对她无端责骂。这妹子想不开，跑到山上摘了一把断肠草，放进嘴里，吞了下去，了结了自己。他的行径遭到全村人的谴责，尤其是那些光棍们，恨不得扒他的皮抽他的筋。农民本质上很善良，爱憎分明。有个姓朱的小伙子应征入伍，他家觉得很荣耀，办了几桌酒，宴请亲朋好友，我们知青也受到邀请。不料，这小伙子当了不到三个月的兵就回来了，是由两个军人押送回来的。后来，我们才知道他犯了大事。他入伍时，部队经常召开批判刘邓路线的大会，越批判，他就越觉得刘邓路线对农民有好处。有一天，在批判会上，他突然站了起来，举起拳头，高呼“刘少奇万岁”，闯下了大祸。部队对他算开恩了，没有把他送进监狱，否则，他就是另一个张志新了。
来自不同城市的上山下乡的知青一批又一批，越来越多，安置知青的工作就成了各级政府的重要议题。随着知青的增多，有关知青的负面消息也多起来，有打架斗殴的，有偷鸡摸狗的，还有男女厮混的，不一而足。所有这些不良行为在洋边大队的知青中都没有出现，真是奇了。王书记感觉非常自豪。有一天，他叫我同他一起去公社开会。到公社后不久，书记要我准备一篇发言稿，明天作为知青代表在大会上发言。我很尴尬，但又不好拒绝。
我当知青纯粹是命运的安排。1965年,我高中毕业，参加了高考，是到南平考的，那时整个尤溪县只有一个高三毕业班，不到50人。因为社会关系问题，我没有资格上大学，成绩再好都白搭。后来，县教育局派我到尤溪六中当公办代课老师，月薪32元，如果表现好，两年后转正。我教了一年英语、音乐和化学，文革来了。文革开始没多久，我就当了一回“现行反革命”，比清华的蒯大富还要早。押送到县里后，负责军管的武装部政委和一帮政要亲自审问我，挺重视的。一个不到19岁的代课老师带着几个读初中的小孩搞反革命暴乱，鬼都不会相信，他们却费尽周折，煞有介事，想搞出点狠抓阶级斗争的成绩来，这不瞎扯淡嘛。1966年8月中旬的某日，全国的报纸都刊登了中共中央在八月八日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文革16条）。《决定》刊出的次日，我被放出来了，并被告之，不用代课了，愿上哪上哪。简直是草菅人命，蛮不讲理。后来，我婶婶出面找人疏通，教育局又派我到管前公社绿柳小学代课，月薪28元。我在这个小小的绿柳村住了不到一个学期，教育局来电话通知我到县里去。到了县里，他们说要给我平反。我那时头脑简单幼稚，竟然会有受宠若惊的感觉。第二天，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李春高和他的两名助手带着我前往中仙公社。从县城到中仙好几十里地，没有公路，只能步行，因为路滑，李部长在半路上摔了一跤。
平反后，我返回六中代课。1968年下半年，一纸红头文件把全国中小学所有代课老师都清退了。我卷起铺盖，迁了户口，立马回江西，这个尤溪我是不想再来了。回到江西一看，大事不好，父亲进了牛棚，14岁的二弟到泰和插队了，不给我上户口。我提出到泰和插队，也不准，要我从哪来回哪去。我毫无办法，只好提出最后的请求:请政府开具不让我上户口的证明。也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智慧，我拿着这张证明来到南平地区革委会教育局，想讨个说法。教育局的军管代表接待了我，他对我深表同情，问我愿不愿意去当工人。我高兴极了。次日，我又去找那位军官，他对我说，经请示，我必须返回尤溪，由当地政府负责安置。他还安慰我，说他打了电话到尤溪，对方答应会妥善安置。然后，他又开了一张要尤溪县政府妥善安置我的介绍信，盖上了公章，递给了我。从南平回到尤溪的当晚，我叔叔告诉我，说一中的军代表包科长问起了我，要我跟尤溪一中的学生一起上山下乡。就这样，尤溪第一批插队知青的名单上加上了我的名字。到农村后，大家都以为我是66届的高中毕业生。后来，久而久之，我也习惯了这一身份。
我依照王书记的要求认真地准备了一份发言稿。内容涉及到大队干部和贫下中农对我们知青的关心和言传身教，我们知青在劳动过程中的切身体会和收获，举的事例都很生动，百分之九十是真实的。我的发言赢得了所有与会人员的热烈掌声。王书记倍感荣耀，高兴极了。就这样，我成了洋中公社的知青标兵。报社记者到洋边来采访过，还为我们几个知青拍了几张劳动照。后来，王书记带着我，作为洋中公社的代表，到县里开了一次会。这次开会没有叫我发言，可能是因为我在县领导中“小有名气”。
说来也怪，当我铁了心准备在洋边一干到底、“大展宏图”的时候，传来了招工的消息。首批来招工的单位是尤溪县财贸系统。招工的对象是知青，而且必须由贫下中农推荐。洋边大队只有一个招工指标。贫下中农一致推荐我，没有异议。因为我是贫下中农推荐出去的第一个知青，大队部很重视。王书记把小学生都叫来，像迎接我们时那样，敲锣打鼓，一直送我到村口。分别时，王书记拉着我的手，低声说：“你留下来当老师好吗？”我眼含热泪，望着他，没有言语。阿梓叔的弟弟阿理叔用板车推着我的行李一直送我到公社。
到公社后，我碰到几个穿军装的军官，一问，他们是福建生产建设兵团的，刚刚到这里，也是来招工的，我顿时就产生了兴趣，因为我太想离开尤溪了。我跟他们说了我的情况，问他们能否收下我。没想到，他们一口答应。我又提出，我还有一个妹妹，想跟我一起去。没想到，他们又是一口答应。我立刻动身返回洋边。帮榕英收拾完行李，阿理叔拉着板车连夜又一次送我们到公社。两天后，几辆解放牌的军车装满了年轻人，从尤溪出发，翻山越岭，经过三明，驶往宁化。
我在洋边生活了两年。这两年是快乐的两年，没有人歧视我，没有人欺侮我，没有人给我乱戴帽子，没有人朝我乱打棍子。这两年是我大长见识的两年，中国农民聪明、勤劳，如果不是城里那批人乱指挥、瞎折腾，如果不是城里人长年累月地剥削他们，他们的生活早就超过小康了；中国农民慈悲、善良、安分守己，如果他们怒气冲天、杀人放火，一定是被逼上梁山、走投无路，要不然就是受人欺骗、被人蛊惑。在中国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广大农民是最应该受到尊重的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