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岁前，我对父亲的印象是模糊的。惟一有记忆的，是父亲的上衣口袋里的那支钢笔和一口带着方言味儿的普通话。到我稍大一些，才知道父亲是公社的文书，还兼管着公社的粮库。
没想到，正是粮库这把钥匙，开启了父亲苦难的一生。文革中，有人揭发父亲的“罪行”——擅自出借粮库里的粮食。揭发父亲的，正是向父亲借粮食的人。当时那人找到父亲，长跪在地，说自己的四个孩子两天两夜都没东西吃了。父亲听了，脸抽搐一下，便踏着夜色去了粮库，破例地借给那人一口袋小麦。
这在现在不算什么，可在那个饥饿的年代，就是天大的事了。父亲很快被停职审查。据说当时父亲的上级有心想庇护于他，让父亲写个深刻检讨，就不再深究了。可父亲不知怎么想的，就是迟迟不愿写检讨。就是这一犟，竟断送了父亲或许有的美好前程。后来，村里的几个长辈说起父亲，都是一脸的惋惜。你父亲，人好，就是太犟了。
就这样，父亲离开公社大院，把家搬到30公里外的一个生产队落了户。手无缚鸡之力的父亲，又不会干农活，最后只好给生产队放牛。
放牛的活儿又脏又累，父亲却从没抱怨。后来我常常想，那时候父亲的犟劲哪去了，怎么就乖乖地听生产队长的话，甘心去放牛？
因为不会干农活，父亲经常遭村人耻笑。幸亏父亲写得一手好字，逢年过节，便给村里人写对联。后来，村里但凡有不识字的人家，要写书信，都来找父亲。渐渐地，父亲在村子里有了一些威望。
生活和时间，就这样磨砺着父亲生命中的一切。我上初中时，大哥面临高考，家里的五个孩子都在上学。这时的父亲，不管再怎样辛劳，终究还是换不来一家人的温饱。当时乡煤矿正好缺一个技师，乡里有人举荐了父亲，于是父亲结束了五年的放牛生涯，来到乡煤矿当了一名技师，负责一些技术上的事。
说是技师，可父亲总是闲不住，还常常和工人们一起下井干活。不幸的是，三年后，体弱的父亲便得了肺病，只得回家休养，家里的重担就落在了瘦弱的母亲身上。
我上高中的时候，父亲的病已经很严重了。当地有个比较权威的医生说，父亲的病是可以治好的，但要花很多的钱。可是，家里再也拿不出钱给父亲看病了。
我永远也无法忘记最后见到父亲的情景。父亲躺在病床上，双眼深陷，瘦得皮包骨头，不停地咳嗽着。无力的眼神慈爱地注视着我。我的眼泪“扑簌、扑簌”地滴下来。那一刻，我终于明白，父亲是那样地爱着我们。
两天后，无情的病魔夺走了父亲的生命。我泪雨纷飞，但再多的眼泪也唤不醒父亲，再虔诚的祈祷也无法让父亲起死回生。我明白，我能做到的，就是努力去实现父亲未尽的心愿。像父亲那样，做一个平凡而善良的好人。
父亲走了，一起带走的，还有他一生的苦难。十几年来，我一直想写一篇像样一些的文字来祭奠父亲，可每次提起笔来，情感的语言总显得那么匮乏，让我不忍心落笔。倘若父亲地下有知，请原谅儿子的愚钝吧。
作者 刘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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